?? 當時的西南聯大雖然與國民黨及其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絕不是像現在絕對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當初建校伊始，由三位校長來負責：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但后來，張、蔣二位退居二線留守重慶，從國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謀求對西南聯大的支持。由此可見，當時的聯大只是在爭取物質方面的支持，并不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的，所以相對來說，減少了很多外界對教學的干預，尤其是權力的干預，沒有部門來扼制聯大的咽喉。在這樣的一個大學內，沒有權力的惡性滲透，學術與教育都保持了其自身的純潔性，自由與民主又能得到發展與實踐，想不實行教授治校都難，成績驚人也就理所當然。

但當前的中國是絕不具備上述條件的，既無法保證行政色彩的最小化以及權力的的義務化，脫離領導更是不可能。西南聯大的教授治校模式無法治療當前的大學弊病。

那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教授治校模式呢？比如美國。

第一，美國的大學多為私立，同樣的受干預較少，教授就是教授，不予行政級別等掛鉤，也就沒有什么行政權力可言。第二，民主自由的理念在大學里得到了很好的應驗，校長的權力被成功的關進了籠子。第三，美國社會的特點也與中國的大不一樣。

就目前來說，中國就算實行教授治校也難以“有力回天”，更何況還不可能實現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必須要求一方面教授的相對權力得到保障，而絕對權力又能得到制約與監督，這就要求實現一定程度上的高校民主與自由，沒有包容的體制與包容的教授絕無可能。

所以，當前中國的大學要想走出泥淖，路還很長，所要做的不是幻想教授治校，而是怎么實現校內民主與自由，讓行政權力逐漸在大學里隱退或者不被強調，純潔學術與教育，正確處理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系。這些改變也需要各方的努力，尤其需要教育部門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