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作家號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如普羅米修斯一樣的人類盜火者，他們以播撒人類文明、宣傳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念，提升人的審美水平為己任，拒絕流俗，甘于寂寞，而如今，他們卻公開宣稱要，躲避崇高，極端者甚至說，我是流氓我怕誰，而更多的作家則從傳道者的神圣位置退居到一個職業寫作者的角色。而市場條件下，眾多作家對文學作品的包裝是迎合的，一些作家樂于在視聽和平面媒體亮相，并且作家生活也開始公開化，甚至也如同其他行業的造星一樣，恰當地安排一點緋聞出來，可以說對“明星作家”，大家已經見怪不怪。如此以來，文壇除了娛樂還有什么呢？

從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縱做鬼，也幸福”、“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的感嘆，我們不難管窺隱藏其中的作家看客心態。而正是這種心態對作家責任進行了放逐。毫無疑問，作家應是先進文化的代表，除了藝術才能之外，更應具有敏銳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較強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讀者的導師，起碼也該是讀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爭成為益友。但是，這一切似乎都成了社會和讀者一相情愿的想象，而非作家責任的自我直立。“作家成為鴕鳥”就是明證。

謝有順先生在描述當下文學界一些現狀時說，所有東西都可以被消解、改造，具有破壞性的往往能獲得很多掌聲，夸張的言論受到媒體喜歡，有時為了達到關注度，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有位女詩人聲稱“衣服是詩歌中眾多的枷鎖，我就是要去掉這些枷鎖”，于是在眾目睽睽下寬衣解帶上臺裸誦。一位男詩人公開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養”。那么，針對“純文學作家只能當一只把頭埋進沙里的鴕鳥”，在筆者看來，只能是作家的自我躲避和靈魂放逐，甚至是消極回避和自甘段落的表征。

但是，在這樣一個浮躁的娛樂時代，追求沉淀，直面現實，引領社會，本是對作家的最基本要求。那么，文壇娛樂化下的作家自我矮化現象難道不應得到正視嗎？或許，作家精神何以救贖和重生，并不僅僅是屬于作家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