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不僅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著問題，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像父母那樣，能種地，“城里沒有我吃不了的苦”。他們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卻又不滿于現狀。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與第一代農民工大相徑庭。其中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要遠遠大于對農村的認同，在他們的心里已經感到了一種落差：一種鄉村與城市的落差。他們不愿像父母那樣吃苦，更不愿像父母那樣過著清苦的生活，他們有夢、有思想，可“思想者是痛苦的”，現實與境遇往往差別很大，內心的困惑也就越大。不可忽視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對待，各種應得的利益被無情剝奪，生存和精神的壓力讓他們感到這個社會不公，從而形成壓抑、煩悶、消極厭世的社會心理，產生不滿情緒。

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趨勢，并可能會在未來城市犯罪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例。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現實，令他們產生異常的“邊緣心理”，強烈的“城市失落感”導致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存在著扭曲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不愿意扮演“邊緣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輩拿到“城市身份證”，享有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但現實中無法得到滿足，心理的失衡加劇了新生代農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農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歲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幼年時期被留守農村無人看管，近六成屬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在“受調查人罪名分布”中，以侵犯財產為目的犯罪比例占到81.0%。由于工作不穩定，入不敷出導致他們犯罪以侵財為主。（2009年11月9日《廣州日報》）表面上看，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面臨的生活困境是直接導致他們產生破壞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但是，我們應該追問，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為什么會面臨著重重困境？其問題的根源又在哪里？是不是受城鄉二元制度的影響，使這一群體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城鄉二元分割制度體系，直接導致城市居民身份意識難以轉變，而不能平等地看待進城農民工，在認識上有偏見，在行為上表現出歧視，加上城市政府出于維護城市居民既得利益的考慮，往往對進城的農民工邊緣化，也使他們陷入了城市生活的“經濟邊緣”。應該說，現存的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未能為該群體提供一個穩定、安全、公平的生存空間，作為弱勢群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現存的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下，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維護，加之思想上長期積累的抑郁和苦悶得不到正確釋放，促使該群體中的一部分人犯罪。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現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源在于城鄉二元制度的存在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面對該群體產生的不公正待遇。

“犯罪是社會管理的成本，社會管理不善，成本就得增高。”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是農民深層次的“衍生”問題，這不僅是農民工自身的問題，也是涉及到整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事關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人數已超過1億人。面對這個龐大的群體，政府和社會應予以高度重視，制定政策，完善措施，以消除由農民工問題而引發的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如果對這一問題仍然是莫衷一是，不積極主動地應對，不能用歷史的眼光和憂患意識考量、解決，無疑，將來的“埋單”就是難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