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倘使我們承認相較警察權、檢察權與審判權而言，辯護權只是一種權利而非權力，就不難發現網民對辯護律師的狙擊用錯了方向——民意糾正的，本該是權力的運行，而非權利的行使。

竟敢為“黑社會”辯護？你要自絕于人民么？重慶打黑審判中，當75歲的趙長青等律師為“紅頂商人”黎強辯護時，立即引起了部分民意的強烈反彈。有網民甚至稱這些律師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

據報道，趙長青辯稱公訴機關對黎強“組織領導黑社會”的指控證據不足。理由也并不復雜，“黑社會是有組織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組織。不能說這個公司犯了罪，把這些行為加起來，他就是黑社會”。而同為辯護律師的周立太亦公開表示，“重慶打黑運動化擴大化。”

為什么堂堂幾位辯護律師，竟被反對者誣為“黑社會的狗頭軍師”？一個常識是，且不論黎強是否真的“涉黑”，但作為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公民，他是完全有權利自我辯護和被辯護的。一方面，他已經被剝奪了部分自由，無法親自調查取證，需要專業律師為其辯護；另一方面，從邏輯上說，倘使一個人只因為“罪大惡極”而失去被辯護的權利，實則是將每位社會成員都置于某種危險之中。沒有程序正義，任何人都可能因為“罪大惡極”而入罪。

法律必須保衛社會。顯然，相對控訴權的進攻性而言，辯護權充其量只是一種防御權。它不為實現針對某個疑犯之偏袒，而是為了保衛社會之整體性防御。亦如趙長青所言：“判錯一個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個罪犯更嚴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許被告聘請律師，既是保證其公民權利，也是一種對公權力可能出現疏忽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