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正式去職《財經》雜志，將傳聞日久的“《財經》震蕩”推向高潮。人們對她的去向頗多猜測，這本身就說明胡舒立其人以及她領導的《財經》雜志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

《財經》這份如今享有盛譽的雜志因她而風生水起，用十年時間從默默無聞做成一份有資格進入世界級殿堂的媒體產品。胡舒立本人則依托《財經》雜志平臺，將自己的理想、雄心和新聞專業精神注入其中，形成雜志獨特且幾乎難以復制的品質，也將她早已聲名鵲起的職業聲望推至巔峰。胡舒立和《財經》往往并舉，互為標志，相互成就。

中國有幾千家媒體，人事變遷頻繁，但大多來去無聲，只有那么少數幾個人或幾份媒體方獲得全國性的關注，成為標志性的新聞事件。媒體掌舵者會對一份媒體的品質及其所能達到的高度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媒體周遭環境尚不如意的情形下，媒體作為“社會守望者”的角色功能，世人對社會變革的深度期待，都會很自然地被寄托于個人身上。

1998年4月，《財經》創刊號做了一則爆炸性的封面特稿：瓊民源案——一家地產公司虛報利潤股價漲了四倍。這則宣告誕生的報道引起了相關方面的憤怒，但從此確立了《財經》雜志的風格。此后，《財經》不間斷地對中國財經證券市場進行分析和觀察，與其說這些報道是揭露性、監督性的，不如說是預警性的，它們指出平靜水面下的暗流與風暴，社會經濟運行蘊藏的巨大風險。

《財經》雜志以商業財經而立，但從未局限于商業財經的界線之中。“SARS系列報道”、“審判陳良宇”、“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等等，任何重大的政治題材乃至其他媒體未能觸碰的重大敏感問題，《財經》都沒有缺席失聲，因其建基于扎實采訪和精準事實之上，故而聲自洪亮，不卑不亢。

胡舒立主持《財經》的十年，重新定義了中國媒體的形象，對文本寫作與現實關懷的結合進行了創造性的嘗試，延展了通過新聞報道進行言說與思想的空間，亦不斷修復或重建公民社會的價值根基。

屢屢行走于邊緣，直言他人未能正視的現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胡舒立個人所擁有的特殊資源和人脈。這一因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我們并不知道，但更關鍵的，或許是胡舒立以及她的新聞團隊的堅持與勇氣。

這是一種很執著但聰明的堅持，一種有血性但智慧的勇氣。胡舒立和《財經》現實地關注中國問題，既不回避問題，也意味著在現實中關注現實，在中國語境里關注中國問題。她清醒地知道邊界所在，理性建設性在胡舒立和《財經》那里恢復了其作為立場的本義。一個最直接的證明是，即便是評述最敏感的政經事件或體制性問題，胡舒立在每一期《財經》雜志上的個人署名文章幾乎總是冷靜自持。

隨著胡舒立的離職，《財經》雜志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后胡舒立時代”。胡舒立的去向是她的個人選擇，但她主持《財經》的這十年所展現的精神氣質與新聞品質，以及它的智慧、勇氣與追求，切入現實的方式和觀察現實的姿態，應該成為中國媒體汲取養分、涵養文化的來源之一。如果這段歷史只作為孤本存在，將是一種遺憾。

我們愿意向胡舒立和《財經》致以敬意，惟愿斯文不墜，傳統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