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積極探索，我們逐步形成了一種契合中國“和合”文化傳統、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現實、能夠最大限度滿足公眾需要的人權保障“中國模式”　　

過去的一年，我們同舟共濟，全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蔓延，促使我們更加冷靜地反思經濟發 展的和諧性問題，要求我們更加全面地考慮如何通過和諧發展來實現人權保障目標。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是解決當代社會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安全和人權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在貧困、愚昧無知、環境惡化的社會中生活，既沒有安全，也不符合人的尊嚴。當然，有助于全面實現人權保障目標的發展應當是一種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一種病態、失衡、充斥經濟泡沫的虛假“經濟繁榮”。一旦偏離和諧發展，人權保障的目標就很可能會落空。

人權保障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文化的多樣性和國情的差異性，決定著人權保障模式的不拘一格。中國具有“和合”文化傳統，現在又在致力于建構和諧社會，推崇協商、合作和共贏，追求社會和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觀點主張之間可以求同存異。這種博大精深的“和諧”觀，不僅在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中得到充分體現，而且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權保障的模式選擇。

為了將人權保障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更好地結合起來，經過多年的積極探索，我們逐步形成了一種契合中國“和合”文化傳統、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現實、能夠最大限度滿足公眾需要的人權保障“中國模式”，我們暫且將其特點概括為“一二三四”：第一，中國人權保障堅持一個基本理念，這就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統籌兼顧、整體推進、突出重點。第二，人權法治著力理順兩個基本關系：一是私人之間的關系，這在私法上主要體現為權利與義務關系；二是政府和私人之間的關系，這在公法上主要體現為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s）關系。中國人權法治在處理權利與義務關系時，堅持二者的辯證統一性，主張既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在處理權利與權力關系時堅持二者的良性互動性，通過規范公共權力來保障和拓展人權。第三，堅持各類人權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原則，平衡推進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協調發展，促進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的均衡發展，切實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保障人權的首要位置，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第四，人權保障力求四個統籌兼顧：一是統籌主權與人權，反對任何國家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主張遵循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認為應當通過國際合作促進和保護人權；二是統籌國際與國內，主張既要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恪守國際人權標準，認真履行國際法義務，又要從基本國情出發，積極采取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措施，努力實現人權普遍性原則與特殊性原則相統一；三是統籌人權與社會，中國人權保障是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進行的，與加速進行的社會轉型齊頭并進、相互促進，人權發展依托于社會現實條件，與發展民主政治、建設市場經濟、建構和諧社會、弘揚民族文化相契合，并反過來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科學發展；四是統籌理論與實踐，在著力解決人權保障具體問題，建立健全人權保障法律體系，完善人權保障物質設施的同時，不斷深化人權理論研究，現已形成一個以中國人權研究會為中心，由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有關專家組成的專業人權研究隊伍。

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興起，亞洲經濟體日益崛起，原來的人權觀更多地體現西方價值觀，對亞洲文明和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反映不夠，越來越不能滿足人權保障的現實需要，這就要求拓展人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擴大人權保障范圍，在繼續強調傳統人權保障的同時，更加關注生存權、發展權和環境權等。歐洲許多官員和專家都對人權觀應當與時俱進這一主張表示贊同，認為人權保障不應以一種文明否定另一種文明，要尊重東方文明和發展中國家人權保障模式選擇，有必要發展一種更加全面、反映時代進步、能夠得到更加廣泛接受的人權觀。

今年4月份,中國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就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權利這三大類權利中的22種具體權利的保障，以及人權教育、國際人權義務的履行、國際人權領域交流合作等作出全面部署，明確未來兩年中國政府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160多項工作目標和具體措施。該行動計劃是我國當前推進人權保障的綱領性政策文件，中國的公眾和學界對其寄予厚望。鑒于目前世界上只有26個國家發表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國外也高度關注這個行動計劃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情況。我們注意到，遵照該行動計劃的要求，中國政府各部門正在依照“各司其職、分工負責”的原則，將該行動計劃納入本地區和本部門的工作職責中積極認真地予以落實，積極推進人權法律制度的立改廢工作，提高人權法的執行力和公信力。（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