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廣州市財政局在網(wǎng)上“曬賬本”，群眾馬上發(fā)現(xiàn):公費出國、公費招待、公車費用(統(tǒng)稱“三公”)怎么沒有曬出來給大家看？有關部門回應:各單位、部門公費出國的事由不同，公費出國的開支包含各項公務開支里面了。

這幾天，又有人從這本“賬冊”上發(fā)現(xiàn):廣州市9所機關幼兒園，年獲財政補貼6000萬元。人們質(zhì)疑:機關幼兒園的招生對象大多是機關干部子女，即使有多余名額對外招“社會生源”，收費也要高出一截。財政為機關幼兒園提供補貼，等于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讓少數(shù)人享受福利。

廣州市財政局回應道:這些幼兒園屬于財政核補的事業(yè)單位，財政是按有關規(guī)定核定其經(jīng)費。這就是說，機關幼兒園的“特殊待遇”是制度保障的。而公眾質(zhì)疑的，或者說不滿的，就是這個保障特權(quán)的“有關規(guī)定”——憑什么你機關干部孩子上幼兒園要我來掏錢？

那么，這個有悖于社會公平的“體制”能不能改改呢？改不改，決定權(quán)在“有關部門”，真改起來，“有關部門”成員的利益不就受損了嗎？他的(包括他的子女)的特權(quán)享受不是沒有了嗎？希望“有關部門”自己改，等于是用刀刃去削刀把；可是“有關部門”不肯改，又沒有什么辦法能讓他們改——改革與改革主導者的利益相沖突，“改革深水區(qū)”就是指這個吧？胡錦濤提出“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強調(diào)“我們黨沒有超乎人民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肯定是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

廣州“曬賬本”曬到這里，說不定已經(jīng)有人在怪罪廣州市財政局了:要不是你多事，人家哪會知道這6000萬元？

其他地方會不會警惕起來:看來政府信息不能公開，尤其不能公開財政支出這樣的“敏感材料”！

不過，廣州公開財政支出，不大可能是財政局長的主意吧？政府信息怎么公開，公開到什么程度，應該是一個地方的一把手說了算的吧？如果政府一把手贊成、支持政務公開，某些職能部門不情愿也白搭；如果政府一把手因為各種原因和顧慮不贊成，不支持政務公開，另一個因素就顯得很重要了，即公眾獲得知情權(quán)的意愿有多強烈，行動能不能持久？

前幾年，深圳就有幾個人，堅持到各個部門去了解信息，包括政府公務支出信息，開始也是處處碰釘子，看冷臉，但是他們有韌性，能堅持，他們的行為漸漸為不少政府部門所習慣、接納。這個堅持的過程，就是博弈的過程，如果政府部門尊重民意，官氣少一點，服務意識強一點，群眾“博弈”起來也要省力一點。

公眾與政府部門博弈之難，難在公眾的“先天”弱勢，所謂“公眾”，都是單個的個人，“博弈”起來要花自己的時間，耗自己的精力，難度大，會去為公眾利益一“博”的只是極少數(shù)人，即使博弈成功，他們個人所獲實際利益其實是很少的，只有極少數(shù)公民意識、公益意識較強者能為之；他們被另一部分“公眾”譏為“傻瓜”、“多事”或“作秀”，也是很有可能的——魯迅小說《藥》實在不應從中學課本里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