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部正制定工資支付法規，無論正式工還是勞務派遣工，只要從事相同內容工作、付出等量勞動，就應該獲得同級別的工資待遇，這將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規范。

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的現實堅冰正在被打破——同票同權、同命同價已觸手可及。在薪資待遇方面，平等也漸行漸近，這些都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比較核心的部分，人們為此歡呼理所應當！

盧梭認為，文明的發展是不平等產生的根源：誰第一個圍起一塊土地，并無所顧忌地說“這是我的”，還找到一些頭腦簡單的人相信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締造者。按照他的理論：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存在，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比較文明的用人制度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因為人的本性。比如擠公交車，沒上去的希望里邊擠一擠，一旦上去，自己就不愿意再擠一擠，而且希望上去的人越少越好。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法律范疇沒有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區別，但是，同工同酬的具體概念、如何實施，法律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從而導致用人單位在實施中基本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所以現實中，同工不同酬普遍存在，職工與單位因此導致的糾紛和爭議逐漸增加。

中國的同工不同酬緣于計劃經濟的思維慣性，這種不平等首先存在于城鄉之間，多年來形成的二元結構和城鄉壁壘，將一個有機的社會人為地分裂為兩個世界，同時也將國民分裂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不同體制的存在導致了所在人群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經濟權利的不平等，由此引發的體制內外矛盾、階層矛盾、官民矛盾是社會矛盾交集和社會不和諧的重要根源。

體制性權利造成的社會不平等還存在于城市定居者和流動者之間。盲流、農民工、打工者……諸多詞匯的文化背景都是城市對外來者的歧視，他們的就業機會和工資福利待遇與體制內勞動者相差懸殊。除了薪酬待遇，對“體制外”人員的其他權利歧視也比比皆是，君不見，某些部門出了問題，正式工大不了待崗，而聘用人員、臨時工則有可能被掃地出門，充當替罪羊，這是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典型社會權利不平等。

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把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放在私有制上。其實在同工同酬方面，完全市場化的民營企業卻是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

同工同酬的法律盡管來得有點晚，也依然值得期待，否則再談權利平等就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