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10月26日在杭州開幕。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說:“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他指出相關行政管理者不懂學術規律,用行政手法對待學術問題,方式簡單粗暴。(10月27日《錢江晚報》)
雖然,坊間對于“中國是世界第一博士大國”和“中國科研能力(論文數量)世界第五”的批判之聲尚余音繞耳,但學院派專家乃至大學校長們能在此場合之下公開批判“論文大國、學術小國”者,卻少之又少。單單這一點,紀寶成的演講就應該獲得掌聲。
不單于此,紀校長的“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而在官場”的斷語更是語出驚人——不僅直接點出了時下“行政”與“學術”的不恰當關系,更是找到了大學行政化的種種弊端。在筆者看來,紀校長的“最大博士群”之說雖然僅指一少數部分企圖以高學歷來投機取巧的官員,但這一現象的存在,卻有三大隱憂。
其一,容易導致高校的學術與學歷淪為某些人仕途順暢的工具,。一些通過不當手段獲得博士的官員,只會將學歷看作是自己事業前途的一個棋子、一個工具。這樣的心態之下,他們的學位論文能否獨立完成、究竟有無學術價值、能否順利畢業,都已經完全不重要了。要知道,學術向來不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而這部分人的導師——大學教授也可能會在與官場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其獨立性和批判性。他們不再關注民生疾苦與勞苦大眾,而是閉著眼睛、俯下身子,向行政化的方向靠近,而學術則被棄置一邊。
其二,一味追求高學歷,容易導致造假之風、形式主義蔓延。在政府信息公開,政府執政透明度越來越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低學歷官員的晉級之路無疑比高學歷的官員要難得多。而高學歷官員自然也可以為自己的升遷增加理論上的合理性。如此一來,自然容易導致在部分官員中逐漸形成一股高學歷的追逐與攀比之風。但是,學歷不是人人可以拿的,學問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于是,對于一少部分根本就沒有能力通過高學歷考試的官員而言,以不當的手段獲得高學歷,就成為必由之路。無疑,這種行為既是在造假又助長了不正之風。
其三,學術不彰,社會失去發展動力。梁啟超先生曾講,“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為“學”之體若不獨立,為“術”之用將無從所展。在國際科技力量競爭日趨激烈的大勢下,我國科技難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這一點,之于以上兩點,將是后果最為嚴重的。
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體制打破行政化的改革勢在必行,大學實現教授自治化的朝向必須確定。惟有如此,學術才可能有復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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