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日前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與之前的草案稿相比，對部分違章處罰力度成倍加強，比全國和廣東省的相關規定高出數倍。如闖紅燈，國家和廣東省的規定均是罰款200元，“意見稿”卻要罰1000元；再如酒后駕駛，國家規定是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意見稿”卻要罰5000元。

罰款數額五倍乃至十倍于國家規定，難不成深圳要做“罰款特區”？此份意見稿一經公開即引發了輿論熱議，質疑、批評、嘲諷、戲謔等鋪天蓋地而來。反對者擔憂意見稿成為“地方立法行政化、行政立法部門化、部門立法利益化”的最新例證，如此異化的地方立法又必然導致“部門利益合法化”的惡果。支持者期待意見稿通過對輕微違法的重罰來提升違法的成本，并讓違法者因此而對法律有所敬畏。

在西部貧困地區罰款200元和在深圳特區罰款200元，處罰數額雖然一樣，立法效果卻一定是相差千里的。只要罰款還是一種合法的行政處罰手段，某一地區罰多少合適，就應該是一個值得本地公眾深入討論的議題。深圳公開的上述意見稿也不過是一個意見——立法是妥協的藝術，是不同利益階層反復博弈的結果。深圳的上述意見當然也需要博弈。有人認為該重罰，有人認為該輕處；有人認為罰1000元就是重罰，有人認為罰2000元還算輕了。凡此種種，正是立法博弈的體現。于媒體上喧鬧著的公眾表達，實則是公眾權利意識勃興的副產品。

對于深圳“加碼”處罰交通違法行為，尤其是闖紅燈、醉駕這類公眾非常反感的違法行為，我基本是持贊同態度的。我認為，我們的法律責任體系有些輕重失衡，有輕罰輕微違法、重處嚴重違法之嫌。對輕微違法重罰，實則是阻止輕微違法滑向嚴重違法。如果放縱輕微違法，那么就會造成輕微違法的成本太低，容易形成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或許我們應該轉變思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