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大環境的變化，中國官員的言行風格經歷了從拘謹到開放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近日如此概括。與之相對應的是，現在的個性官員越來越多，敢說狠話敢說真話的官員也越來越多，官員沉悶、枯燥的“大多數”形象開始改變。(9月21日中新社)

從沉悶、枯燥的“大多數”形象到個性有所張揚，官員的這種外在表現，與話語環境的逐漸優化不無關系。比起之前民眾獲取官方信息完全由官員進行“文件化”表達有所不同，官員的個性表達，有利于公眾貼切理解一些政策的實施意向。這當然會受到公眾的歡迎。

公眾之所以追捧個性官員，是厭煩了官話、套話和“正確的廢話”。這些太過于程式化的表達，使得公眾對政策走向的理解，處于獨自揣摩狀態，這顯然不符合現代社會政令必須簡潔清晰地表達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個性官員的出現，打破了過去政令執行程序的冗繁狀態。他們多以直接介入的形式行使權力，直截了當地揪出問題，并快速地解決。相應的，民眾的權利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保障，個性官員得到民眾的掌聲，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了。

很明顯，我們所稱道的官員有個性，當然不止于期待他們會說、敢說。更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從官員的個性化服務中體會到這樣一個本質性的“共性”：官員的服務能保障和增加民眾福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所期待的，其實是希望個性化官員能起到表率性作用，把“個性化”這個詞當中蘊含的“高效率”，推而廣之。

這就有必要先探究一下當前部分官員的“共性”。眾所周知，現在還有很大一部分官員的作為，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警惕：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升遷或平安，不在服務效果上下工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做“太平官”。這類官員多了，耗費了大量公共資源不說，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個性官員高效率工作的擋路石。可惜的是，個性官員受到追捧，恰恰反證了這類官員的大量存在。所以，只關注個性官員，把增加民眾福祉的希望寄托在為數還極少的個性官員身上，于社會的發展進步而言，顯然太過理想化了。這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提醒的那樣，對“個性官員”還要理性看待：“要警惕某些官員在媒體面前的‘作秀’，最終，還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官員個性化這種官場生態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前“個性化官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在其權力所屬的一定范圍內，用手中權力形成個人魅力或個人權威，以此推動政令的暢通，達到行政的高效率。或許，短時間內，個性官員需要的施政效果會與公眾的需求相吻合，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個性化行政，在當前權力約束機制不甚健全的情勢下，更容易形成另一種現代社會不樂意見到的管理模式。當然，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所謂“個性化”官員，更不是公眾的需要。

所以，現在官員的個性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文明在不斷進步的時代環境下，竭盡個人能力，形成小范圍內的行政高效率。這種努力當然值得嘉許。那么，如何把這種“個性”擴大成為“共性”，讓官員都敢說，都愿意清晰地表達，都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形成普遍性的行政高效率，這恐怕才是公眾關注個性化官員的最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