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仇和到李金華，從張寶慶到潘岳，個性官員向來是輿論關注和青睞的焦點，借盤點60年建國成果的由頭，近日中新社對近年來涌現的個性官員現象進行了一次盤點，稱中國涌現越來越多“敢說狠話敢說真話”的個性官員。(9月21日中新社)

敢說狠話敢說真話——這是媒體盤點個性官員時給他們貼的標簽，也是個性官員留給公眾最直觀的印象。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定位和期待，是對個性官員最淺層次、最形式化的審美。

畢竟，無論是說狠話，還是說真話，這些都停留于說的層次，再狠的話，也只是一種外在的姿態，是個性的外在顯現，也只是讓人們過了過耳癮和滿足了一下感官的刺激，迎合了一種淺層次的憤怒情緒。狠話過后，問題依然存在；真話之后，病癥絲毫未變；人們都停留在狠話、真話營造的快意氛圍中，停留于話語風暴的精神幻象中，忘記了真實問題的解決。一番消費“官員狠話”的媒體狂歡后，一番大呼過癮的亢奮和高潮過后，問題紋絲不動，只留下了一堆話語泡沫。

所以，對于個性官員，不僅要聽他說什么、觀賞他們痛斥社會問題的優美剪影、沉浸于他們那些讓人聽來很解氣的狠話中，更要看他們實際做了什么。比如在經濟適用房腐敗問題上，不僅聽官員痛斥“六連號是政府丑聞”，更要看他為防范這種腐敗做了哪些努力，為治理這樣的腐敗問責了幾個官員。比如對于敢說話的仇和，不要總盯著他批評什么，更要看他隨后的動作，做了多少敢于突破舊體制的實事。個性，更要體現在行動實效上，通過實質性行動一點一滴地推動問題的解決和官場陋習的消除，而這是“狠話”和“真話”做不到的。

對個性官員之“個性”的關注，更關鍵的要體現在他們的制度努力上，就是能不能通過個人的個性推動促進制度的進步。也就是，個性要致力于制度建設，而不是一兩次話語風暴。相比于痛斥性的狠話，制度建設常常不那么引人注目，不那么有新聞性，不那么迎合人的觀感，但真正能對社會進步起推動作用的卻是這樣點滴的制度建設。比如環保部副部長潘岳，近一兩年就不像前幾年那么動輒站到輿論前臺痛斥污染問題了，而是致力于進行一些制度方面的推進，比如推動戰略環評的立法，推動流域審批的規范等等——可這樣的制度努力，卻常常沒有以前的“痛斥”那么引人眼球了。這就需要輿論能更深層次地理解個性，將個人之個性與制度聯系起來，畢竟政治不是表演，它需要制度化地解決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