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日前出臺文件，對基層稅務機關和企業提出的涉及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印花稅等六大稅種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如企業向職工發放交通、通訊補貼等，在扣除一定標準的公務費用后，將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計征個稅。甚至有部分地方連發的月餅也要計稅。這樣無孔不入的征稅方式讓作為稅收承受者的工薪階層很不好受。

固然有觀點認為，前期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以及種種減稅措施必然意味著經濟恢復期的各類加稅政策，從而達到平衡赤字、提高財政實力的最終目的，但在加稅的執行方式和對象面的選擇上，不應該過多向普通工薪階層傾斜，而應該轉向中高收入群體。但查看此前出臺的種種稅收措施，對于中高收入群體的相應稅種并不少，如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跟環保部商量，希望把機動車污染防治稅納入新的所得稅法，而事實上其征稅出發點與已有的燃油稅部分重疊，最好的解釋是加稅需要一個環保訴求的旗幟。也就是說，在稅務局的加稅視野中，無論工薪階層，還是中高收入群體，都未能“幸免”。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在當代中國財政稅收博弈格局下，各個群體話語權差異造成的必然結局。

弄清這點需要回顧財政刺激期的財政投入細節與狀態，以及由此衍生的種種論點。此前，就有觀點認為，財政刺激的大部分資金都進了國企的腰包，國企甚至趁勢擴張，吃掉了部分民營企業。同時各個地方政府也踴躍申請各種“刺激性”項目，爭取資金為本地經濟增長貢獻推動力量。后期統計的真實效果是，為數不少的部分財政刺激資金通過這兩類環節進入了房市和股市，帶來了可觀漲幅并讓相應人士受益。換一個角度，正是這部分財政刺激資金大大增加了赤字額度，進而加大了征稅壓力，最終蔓延到工薪階層身上。他們最終成了財政刺激的買單者。當然也不能忘記，銀行在財政刺激過程中付出的壞賬成本仍然要向普通儲戶分攤，雖然后來因為公眾的輿論壓力作罷，但銀行仍然有其他操作方式的空間。

總之，整體而言，財政刺激的受益者和承受者并不那么匹配。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國企和政府等在爭取資金以及各種政策資源上擁有比工薪階層更大的話語權和決策影響力，這使得各種社會資源向他們傾斜。比如財政資金大量傾向于國企同時冷落民企就是一例，而且從中期看，民企的弱勢地位很難發生根本改觀，正如工薪階層的弱勢地位也不會發生反轉一樣。從稅收承受的潛力比較看，工薪階層更容易淪落為加稅對象，因為他們對于自己身上稅負更缺少政策影響力。至于真正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出于大局穩定的需要，不可能向他們伸手加稅，即使加稅也沒多少潛力可挖。比較而言，工薪階層毫無疑問就成了加稅對象的不二之選。

為了改善這一對于工薪階層不利的稅負現狀，有必要將財政刺激的直接受益群體即國企和地方政府機構列入稅收挖掘的對象。首先需要對財政刺激資金的流動鏈條進行明晰的數字處理，調查和估測哪些個人和群體因之增加了過多的個人資產，從而制定相應的針對性的加稅政策。其次在執行層面上加大力度，對于擅自將原本用于經濟刺激的諸多資金用于股市和房市的群體和個人嚴懲不貸，并回收相應資金額度，以便作為對后來者的警示。最后，對于未能將申請資金合理利用的地方政府，應嚴格追查對應的責任人和最終資金流向，絕不可讓其蒙混過關，為以后的財政刺激措施留下“覆轍”隱患。總之，對工薪階層不應該漫天撒網，形成財政刺激大額受益者與最終的稅收承擔者之間的偏離局面。如此操作，稅收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才能得到完整體現。(作者系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