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出臺文件，對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等六大稅種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在這份名為《關于2009年度稅收自查有關政策問題函》中，國稅總局將交通補貼、停車費補貼和通訊費補貼等都納入了個人薪金范圍，這就意味著這部分支出以后都將繳納個人所得稅。南京市地稅部門甚至還充分“領會精神”，結合時令，把月餅票也納入了征稅范圍。

國稅總局的通知不可謂不仔細，以交通補貼為例，還特意以2008年1月1日為界限，對此時間段前后的燃油費作了不同的區分。盡管如此，新的稅政還是招致了很多非議：為什么幾年前國家不是按照此標準收稅，為什么非要在經濟困難期加強征管力度，進而變相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稅負？

民間的怨氣無疑可以理解。就拿個人所得稅來說，從1980年征收個人所得稅以來，雖然工資收入和物價都增加了幾十倍，但是個稅起征點卻只是從800元增加到了2000元。須知在1980年，800元是不少工薪階層一年的收入，而今天，2000元可能還不足以應付一個月的生活費。

自經濟危機以來，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是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減稅最基本的好處就是將收入更多地留在企業和私人部門，而另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就是民間的投資和消費往往比政府更有效率。事實上，“藏富于民”不僅與當下中國政府所大聲呼吁的擴大內需不謀而合，也應當是國家未來治理的一個方向。

去年11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政策目標，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減輕企業的稅負，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在該次會議上，國務院還部署了增值稅轉型改革，以期為企業減輕賦稅1200億元。但是很遺憾，自今年以來，有關部門的行動卻是與減輕稅負的目標背道而馳的。

為什么有關部門的舉措會與國務院進一步擴大內需的精神相違背？除了客觀上今年政府多處投資而導致財政困難以外，“部門利益本位”恐怕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比如說，發改委主要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擴大內需，因此該部門所有的舉措都是由此展開，如減稅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政策。但是對于稅務部門來說則不然，它的主要職責就是收稅，稅收增長是其主要政績。尤其在經濟衰退期，企業經濟效益不容樂觀，那么它就會千方百計加強企業的稅收征管。同時，它還將目光轉向平時不太關注的個人所得稅，從而增加其稅收總量。也正是由于各個部門利益不同、目標有異，導致國家“擴大內需”的戰略部署未能得到統一而有效的落實。

不過，稅務部門在加強稅收征管的同時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稅收的增加有賴于稅基的擴大。換言之，只有把經濟總量做大，才會有稅收的增加。相反，在經濟困難時期加強稅收征管，雖然可以暫時性增加稅收，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而言卻是得不償失——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可以在全球性流動中獲得最佳的稅賦負擔地，如果一個地方稅負增加，那么它可能會逃離該地，從而不利于該地的經濟發展，稅收增長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減稅是一種薄利多銷的思路，銷量增加了，賺的錢自然就會多起來。政府要獲得更多財政收入，不應該是在分蛋糕的比率上做文章，而應考慮如何把蛋糕做大。這一點，務請有關部門察之。(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