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上午，深圳市31個“大部制”單位在深圳市民中心集體掛牌。據當地媒體報道，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共取消、調整、轉移284項職責及行政審批事項，減少內設、下設及排除機構151個，減少領導職數394名。深圳市常務副市長李鋒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凡不該政府做的，政府要堅決退出，即使市場暫時做不好，政府也要充分放手，積極創造條件支持社會組織和企業去做?！?/p>

據公開的信息顯示，此番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中，機構雖有調整撤銷之變，官員卻無失業下崗之憂。機構少了，人員不變，結果只是部門大了。至于“大部制”能否真正實現“把市場的還給市場，把社會的還給社會”，還有待實踐來證明。

應當承認，“精兵簡政”從來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自1982年以來，國務院機構改革先后進行了6次，但似乎總擺脫不了“前精減后增員”，甚至是“邊精簡邊增員”的宿命。2008年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也曾轟轟烈烈，喧囂一時，其結果卻是將原有的28個部委減少至27個“大部委”，在這27個“大部委”下，還新設了四個局。這些大部委合并了諸多職能，固然有助于減少部委之間的摩擦，有利于將原本分散的權力在同一個“大部”里進行集中，行政效能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但在中國現實的行政生態里，最令人憂慮的問題卻并非權力的分散，而恰恰是權力的過分集中——當一項權力既不受權利的監督，也不受其他權力的制約，那就成了赤裸裸的絕對權力。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提升了些許行政效率，卻增大了腐敗的風險，那將是得不償失之舉。因此，“大部制”的目標絕不應僅僅停留在部門之間的合并上，而應通過科學的權力分配，在權力與權力之間建立一種足以相互牽制的平衡關系。

在筆者看來，作為特區，更值得試驗的還是權力向權利的開放，向社會的開放，讓權力在它的服務對象可以約束的范圍之內運行。行政權的所有行為都是圍繞著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而展開，市民所需要的服務，既要及時有效，也要公平公正。這其中，公平、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兩者能夠兼備更好，倘若機構改革的目標僅僅指向效率，那就偏離了民心所向。當然，公眾對于機構改革的成效還有一個重要的目標，那就是確保官員的廉潔。無論是公平、公正，還是廉潔，光靠行政權的自覺是不可能實現的。諸多鮮活的案例仍在不斷證明這一常識。也惟有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才能夠促使政府不斷“小”而“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