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紀委5日透露，10月底前，該市6000輛公務車將全部帶“標”上路，接受社會各界監督。規定不準用公車接送孩子或辦私事、不準公車停放和出入營業性娛樂場所、不準用公車旅游等。(9月6日《中國新聞網》)

公務用車帶標上路，實在稱不上什么新鮮事。保定市此次看似“公義凜然”的行動，短期來看或有所成效，但長期來看很難擺脫公車濫用的積弊。

為了鏟除公車濫用的亂象，我們已經絞盡腦汁，使出了渾身解數。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曾被寄予厚望的公車貨幣化改革，最終被證明異化成了有關政府機構借改革之名行“利益自肥”之實的盛宴。在這股風潮之外，公務用車帶標上路的治理思路，也一直延續著強勁的走勢，受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青睞，引為治公車之良方。只是，結局往往不盡如人意，等運動的旋風稍一停歇，公車濫用現象立即死灰復燃。

令人沮喪的現實足以提示我們，迄今為止的公車改革是失敗的。而之所以失敗，源于目前的治理方略帶有強烈的懷柔、妥協、表面功夫的色彩，無意也無力從根本上塑造制度的尊嚴、正確性和有效性。

其實，治理公車濫用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最重要的兩個方向，一是源頭上的控制；二是對于公車使用的透明監督和強力問責。而這些，都需要在制度層面予以突破。

從源頭控制來說，有必要從制度上確認，公車購買必須經過地方人大的通過，褫奪公車購買由黨政部門說了算的獨斷權力。政府機關若想購買公車，必須先向有關方面提出申請，然后經地方人大調研討論后予以裁奪。若此，相信對于時下極度泛濫的公車，會起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作用，公車濫用現象以及公車費用自然會同步下降。

從監督和問責的層面說，目前當然不是沒有監督，也不是沒有問責。但這種監督和問責顯然是非常粗枝大葉。比如，什么級別的官員坐什么級別的車早有明文規定，但公務用車超標現象儼然多如牛毛，卻長期被放任其行和置若罔聞。這已經不是制度失信的問題，而是制度自取其辱、唾面自干的問題。因此，必須重塑制度的尊嚴感和崇高感。而這種制度的威信，又是靠其內在的剛性、綿密和摧枯拉朽的執行力來支撐的，絕不能指望政府機構的自律去實現。

治理公車是一個繁復的系統工程。每一次公車使用都應該不辭細謹登記造冊；公車費用，更應該是一本明白賬，隔一定的時間必須匯總報備，條分縷析展現于人前，接受監察部門、地方人大和廣大公眾的審視和追問。哪怕是政府機構做到了應該做的十分之一，公車濫用和公車費用也不斷至于詭譎到如此境地？！

在各地風頭正勁的公車帶標上路政策，充其量只是治理公車的一種技術性策略，永遠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甚至，我們不得不說，標識崇拜的盛行，遮蔽了治理公車的根本之道，讓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反復虛耗資源，嚴重透支公信力，更讓全社會陷于痛苦的輪回，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