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新聞注定是會引起廣泛爭議的:重慶市人社局等部門下發文件稱,到2012年底,對全市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又沒有在校學習或者補習的在職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職員,將視為不能完成工作任務予以辭退(聘)處理。學習期間每年學費由財政資助,并在就讀期間保留原職務。
輿論馬上會想到,憑什么公務員拿文憑要由納稅人來埋單?
這樣的質問基本切中問題核心。但是我覺得,按照目前制度安排,最該說這句話的是人大代表或該市的人大常委會。但是,如果他們都沒什么意見,輿論豈不是成了“皇帝不急太監急”?
事實上,對重慶有關部門而言,這樣的規定沒有風險。他們甚至不需要為這個規定作任何辯護,因為這個規定所貫徹的恰恰是中央要求干部“知識化、專業化”的精神。比如,還有引起廣泛爭議的云南昆明“外語新政”———要求公務員學習掌握5門700句常用外語,同時掌握計算機和普通話——— 誰說這不是在貫徹落實干部“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
當然,類似的規定與公眾的直觀感受是有抵觸的。公眾會本能覺得,干部是否有大專學歷甚至博士學歷,是否掌握外語和計算機、是否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這些都不重要。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公眾擔心的不是干部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問題,而是官員們對待自己手中公權力的態度———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官員像清朝貪官和珅一樣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又能如何?
非民選官員的考核,是個世界性的難題。雖然從客觀上來說,行政體系內,對干部有相對系統、嚴格的遴選和考核機制。在日前中央出臺關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有關文件中,強調考核要突出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等指標之后,但同時,“民意在干部考核評價機制中究竟占多少分量”的議題也日益凸顯。
我們可以看到,行政體系內部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制訂不同的官員考核指標——— 比如為了招商要學英語、比如為了達到“專業化知識化”的要求而必須達到大專學歷——— 行政體系通過行政動員的方式,通過對官員的考核要求把他們統一到某一個大局上來。
這樣造成的負面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由于缺乏服務對象客觀的評價,行政體系內部的競爭很容易變成了一種利益追逐的“游戲”,很多干部也會逐漸發現,決定他們升遷的,未必是服務對象的評價,而是他們與權力核心的距離;如當官員升遷與他所服務的對象的評價毫不相關時,對處于“局外人”角色的公眾而言,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官員的升遷是基于利益“追逐”的結果。
因此,對行政當局而言,出臺這些旨在提高公務員學歷、外語水平等的規定,也許確實是為了提升公務員的能力、樹立更好的隊伍形象,然而由于事實上各自話語體系的隔絕,這樣的努力是很難去消解公眾客觀存在的“誤解”的——— 可以想見,隨著“誤解”的不斷加深,我們迎來的可能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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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12“公務員補文憑”其實也是舉報信
- 2009-08-11重慶35歲以下公務員2012年仍無大專學歷將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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