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北京南五環出現大量以“公司宿舍”名義建筑的居民樓，使用面積20～30平方米，每平方米2500元，相當于每月租金200元的20年長租房。顯然，這么低廉的價格是因為建筑在工業用地上，幾乎沒有土地成本的緣故，不過，這一消息還是讓我聯想到，為流動工人家庭建造廉租房完全可能，因為工業區大多遠離城市，土地價格相當低廉，建造流動農民工承擔得起的廉租房并不難，開發商也未必無利可圖。由于廠區遠離市區，也未必會沖擊到城市房價。事實上，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已經有多個專供農民工的“鄰里社區”，雖然下沙模式目前是政府運作，但是，適當提高廉租房的租金，即使市場化運作也應有空間。

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首先是人道主義的需要，近年來，隨著外出民工的增加，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現象也日益嚴重起來，缺乏父母關愛管教的孩子的成長乃至心理狀態令人擔憂，沒有兒女常在身邊的老人的晚景也令人惻然，這當中，打工地的高房租是主要原因之一。每年蔚為奇觀的春運背后，不知道暗藏了多少分居家庭的悲歡，如果相當多的勞動者努力工作多年，竟然連與子女一道成長的最基本愿望也無法實現，不能不說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即使是從冷酷的經濟理性而言，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也是有利的。在一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中，人力資本的積累尤為重要。如果相當多數勞動者僅僅把當前工作看成是短期行為，從而忽視自身技能的培養，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談起。對孩子來說也是如此，在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收獲的不僅是愛與幸福，由于身處打工地，可以獲得比在農村多得多的現代化知識和信息，從而可以更有效地適應社會，創造價值。近20年來，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相當多的民工在務工一段時間后返回家鄉，以及相當多的孩子被迫在家鄉獨自成長，其實都是我們社會整體人力資本的巨大損失。

近年來，內需問題一再被提出來，其實，如果能為民工提供廉租房，必然帶動他們對家具、家電和諸多日用品的消費，對刺激內需大有好處。為了刺激內需而出臺了家電下鄉，可是，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未必需要這些家電，真正能讓家電以及其他消費興旺起來的，只能是安居樂業而不可能是分居的家庭，團聚的家庭還將帶來相當多的服務業的需求，這也是對內需的巨大貢獻。

曾經有學者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指出前者至今仍保持著強大的制造業，正是因為新加坡政府為廣大工人提供了廉價的租屋，從而有效降低了工資水平和土地價格，留住了制造業；反之，香港控制土地供應以抬高地價，固然為其獲得了巨額的土地出讓收入，但這樣一來也讓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不可能在香港生存，只好遠走他鄉。雖然香港背靠內地的高速發展，通過貿易、金融等服務業而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失去制造業仍不可避免給香港帶來了高失業率。眾所周知，中國近些年的經濟發展主要靠的就是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而隨著土地價格的攀升，一些企業已經不得不遷移，如富士康的遠走武漢，可是，無國界的資本可以遠走武漢，也就可以遠走印度，在這個意義上，為民工提供廉租房，其實也就是增加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在現行戶籍制度的約束下，除了少數例外，目前的廉租房基本上只針對戶籍居民，被看做是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政策，而在我看來，針對農民工提供廉租房，更應該被看做是一種投資，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當然，這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的體現，讓數量如此龐大的勞動者家庭失散的發展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