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事件再次表明，在大學生村官計劃轟轟烈烈推進之時，一些地方的大學生村官計劃，缺乏長遠規劃，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來說，是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臨時工程”。按照相關政策，“村官”在農村工作三年，三年之后，如果當地公務員崗位、事業單位缺編，當優先錄用村官(進入公務員隊伍，要參加考試)；如果村官不愿意在當地繼續工作，可以升學考研、可以報考公務員，考研和報考公務員時有一定政策優惠；如果當地沒有公務員崗位、事業單位編制，村官考研無著，可自謀出路。三年時間轉瞬而過，不少大學生村官們卻發現，留給自己的選擇，只有自謀出路這條路。當地公務員崗位、事業編制，似乎一直不缺編；考研之路，也很難走通，雖然有適當優惠，但首先得在考場上拿到高分，而高校是否執行優惠政策，還很難說。

一方面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不能留下，而另一方面卻繼續動員新大學生去農村，這種大學生村官的尷尬處境值得深思。

村官計劃本身，應立足新農村建設，但一些地方立足點卻是為了完成上級的任務，把每年聘用多少村官作為當前的“政績工程”，對如何長效使用這批大學生，缺乏長遠考慮。有的大學生在農村打雜，混日子熬時間的也不在個別，現實與大學生想在農村有番作為的理想，相去甚遠。而這也導致一些本有意愿繼續在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卻無法繼續在農村工作，不能用三年的農村工作生活積累，繼續為農村建設服務。

“臨時”性的大學生村官計劃，這是對大學生和農村的雙重損失。對大學生而言，正如報道中所說，這些在農村工作近10年的大學生，面臨被農村“掃地出門”的處境，感覺自己的九年青春被荒廢了；而對于農村來說，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正是當初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以及現在正在推進新的大學生村官計劃的根本原因。

大學生村官在農村的遭遇，讓我們不得不從理想設計回歸現實：政府部門，究竟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大學生村官計劃？農村，又給大學生村官創造了多大的事業空間？高調推行、“進口”不斷擴大的村官計劃，“出口”在哪里？離開對大學生自身成長的關注，村官計劃將難以多贏，而只會是一段不堪的記憶。大學生村官解決自己的出路，鬧到上訪，被有關方面“勸回”的地步，其中有多少無奈，需要有關部門多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