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矛盾。比如最近叫停的遼陽市官員公車改革補助，弓長嶺區給區委書記和區長每年的車補高達80000元，宏偉區書記和區長的車補高達76000元，是當地職工年平均收入的3倍，是最低生活保障的30倍。又比如最近發生惡性事件的吉林通鋼集團，總經理年薪高達3000000元，月薪合250000元，而一線普通工人每月工資只有1000元，金融危機時，平均不到500元，退休工人每月只有200元至600元。普通工人隨時還有下崗的危險。差距如此之大，已經超過了社會心理承受力的極限。這表明，在某些地方，社會公正的底線早已失守。

官員的交通補助，用的是公共財政經費。公共財政經費的支出，不但要經過同級人大批準。區委書記和區長的待遇，也要經過上級部門的審批。在這個問題上，當地人大的監督無疑是缺位的。上級審批者更屬失職。在審批者的意識里，只要車改方案能夠節約財政支出，領導拿多少補助無所謂，對當地平民百姓的心理感受并無顧忌。

通鋼集團的前身通化鋼鐵公司原來是國有企業，在企業改制過程中，普通工人對于企業的命運沒有發言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擁有發言權，但在決定企業前途的博弈中，只算盈虧的經濟賬，不曾考慮約束企業高管的權力，控制企業高管和工人的收入差距，維護工人的尊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20世紀50年代初結束了干部的供給制，實行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國家最高領導人和普通職工最低工資的差距不到20倍，一般情況下，一個地方和單位收入差距不超過3倍。改革開放以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初，人們對反對平均主義的思路是擁護的。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分配不公的傾向開始突顯。如果是私營企業、個體戶、文體明星，只要依法納稅，掙多少錢大家也可以理解。但一部分人靠公共權力和資本勾兌來致富，則必然激起民憤。權力天然有一種自肥沖動。現在一些掌權者已經喪失自律意識，以改革為名，行自肥之實的現象比比皆是。在利益的誘惑面前，執政為民的宣傳對他們不起作用。解決這個問題，固然需要民主的制度程序，有效的輿論監督，但國家也有必要出臺一些硬性的行政約束，對地方官員和國企高管的自肥行為加以限制。比如，在同一家國有企業，高管與一般職工的實際收入，差距不得超過10倍。又比如公車改革，官員的現金補助應當有一個統一的上限。參照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的做法，市內交通補助1000元已經足夠。如果沒有明確的約束性規定，某些人還會為所欲為地擴大分配不公，激起民憤，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就談不上了。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為7.1%，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增8.1%。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今年上半年都超過了G DP增長，這本應是一件快事。但我們身邊的情況是，一般老百姓感受不到增長的快樂，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更體會不到增長和自己有什么關系。增長的平均數據對于老百姓來說意義不大。因此，只有切實地克服分配不公，才能保證國泰民安。(作者系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