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離杭州“飆車案”的日子里，聽到了對成都去年“12·14”特大交通事故肇事人的一審宣判。

7月23日，無證駕駛，醉酒駕車，肇事逃逸，致4死1傷，無論從哪個情節來看，孫偉銘都是一個極端的范本，但透過極端的多棱鏡，折射出來的卻是孫偉銘并無傷害不特定的人的主觀故意，對孫偉銘的死刑判決，像是以極端對極端，但法律能否成為一個極端，不能不令人深思。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的一審判決，究竟在向誰致敬？

媒體報道說，孫偉銘或將成為國內首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死刑的交通肇事者。這句話被修飾得極為準確，但并不盡然正確：被判處死刑的交通肇事者，在此之前，有原鄭州市某區公安分局局長張金柱酒后駕車交通肇事，致一對父子一死一傷，被判處死刑，罪名是“故意傷害”。

被判處死刑的交通肇事者，孫并不是第一人。對孫偉銘一審的死刑判決，回首看去，在向張金柱案的判決致敬。張金柱在獄中曾哀嘆“死在新聞記者手里”；孫偉銘在庭上說：“我希望能用余生對死者的家屬進行補償，我還年輕，才30歲，我可以掙錢彌補，我要上訴！”在這兩起案件背后，相同的是交通肇事的情節，具有比喻意義的則是分別以不同的罪名被判處相同的死刑，而對于法律的比喻是：法律從公平的起點出發，在追求一個早已注定的結果——人人皆曰可殺者，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對孫偉銘一審的死刑判決，延伸看去，在為今年南京“6·30”張明寶特大交通肇事案準備著足夠的致敬。醉酒駕車，連續肇事，一路狂飆1400多米，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壞6輛路邊停放的轎車，后被逼停，致5死4傷，其中一名孕婦，一死兩命，胎兒被擠出體外，以這樣一個結果來看，“他必須死！不死不足以平民憤(某網民語)”。足以向此案致敬的是：7月8日，張明寶涉嫌“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被江寧區公安分局向江寧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

肇事結果的相同造就法律結果的相同，這種復仇的快感，是不是一種正義，足以讓人低首沉思，而非高傲逼視。由此來看，胡斌的家長實在有必要淚流滿面地向孫偉銘一案致敬，向張明寶一案致敬，如無兩案慘狀一惡劣于前、一昭彰于后，杭州“飆車案”中胡斌以主觀定性更為惡劣——私自改裝違法，罔顧他人性命嚴重超速——鬧市飆車，豈能在危害公共安全與交通肇事之爭中坐享量刑最高15年的保障。

值得向孫偉銘案致敬的，還有武漢的非洲留學生查爾斯，其人于去年8月16日凌晨，無證酒后駕駛無牌兩輪摩托車，撞倒人行道上行人諶某，肇事逃逸，致1死。同樣在7月23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交通肇事罪，對查爾斯判處驅逐出境并處民事賠償。

這世界有躲不過的堅持，不如認命。我本不想堅持在杭州“飆車案”上作出價值判斷，畢竟死者已矣，生者卻必須艱難地面對自己——但杭州“飆車案”主角胡斌一審獲刑3年后，雙方家長卻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公平”。似乎沒有人對這一結果滿意，又似乎只有這樣一個結果能讓所有人接受。人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卻只有一個妥協的結果成為事實，為我們現在所不經意的是——這一事實將如何決定時代的品質與法律的精神，法律是有記憶的。

結果導致結果，妥協換來妥協，在由相同導致不同的致敬之間，法律失去標準。但對生命的存在來說，失去法律的標準，也就是失去最終的安全、最后的機會。我們都祈求走在人行道上的安全，但對于同一的事實卻不能失去法律的標準，只有嚴肅的法律，才不構成對永恒正義的挑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