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下午，杭州飆車案的被告人胡斌，被杭州市西湖區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

被害人家屬對一審判決表示“太不公平我不服”，但有113萬元賠償款已執行到位在前，一審判決被推翻的可能性已經不大。

被告人的母親“哭稱不滿”，被告人的父親則稱“我們認命”。被告母親的“不滿”，似乎更多屬于特定情景下的“條件反射”；被告人父親的“我們認命”應該是被告人家屬對一審判決的基本態度。

社會輿論普遍認為此案一審判決太輕，但得出“輕判”感覺的主要依據，大抵情感多于法制。同時也看得出，輿論對此案判決結果的關注度，已明顯不及此案發生當時。

悲劇發生于5月上旬，重新回頭考量當時的社會情緒，此案從發生的那一刻起，經由網絡迅即傳播、放大，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交通肇事案，而是與社會轉型相關聯、威脅公共安全的惡性社會事件，至少，普遍的民意是如此解讀的。

因杭州交警極為不妥的“七十碼”迅速演變為“欺實馬”，此案的“社會惡性”成幾何級數般放大，終于杭州市市長出來表態。未幾，杭州市委書記再作跟進表態。事已至此，此案既屬惡性社會事件，又演變為有損黨和政府形象的“政治事件”。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成理，那么在杭州市長和市委書記相繼對社會作出“決不枉法”的承諾之后，從中國式的辦事邏輯出發，從杭州警方、檢方到一審法院，斷不敢再玩“欺實馬”之類貓膩。

如是，警方立案偵查，檢方審查批捕并確定起訴罪名，一審法院受理案件審理，每道程序、每個環節均當規規矩矩進行。須知，“中國國情”很多時候不講“認真”，但“認真”起來，又比任何國家更“認真”。

根據該案一審審判長提供的說明，胡斌的犯罪行為的確夠不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至于交通肇事罪名下的“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一說，似乎也很難得到法條的剛性支持。由是，依據交通肇事罪(刑法第133條)，一審法院對胡斌的量刑已頂到了“天花板”。

被害人家屬及社會輿論對此案一審判決量刑幅度的質疑，既情有可原，也勢所必然。情有可原在于將心比心，勢所必然在于交通肇事罪作為一項“老罪種”，其當年所設定最高量刑幅度的社會背景(包括民眾的心理背景)，到今天已發生了深刻變化。

從情感出發，早報評論員也覺得一審判決量刑太輕。但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按照“交通肇事罪”進行判決，3年有期徒刑已系一審法院對胡斌的最高刑罰。情理只能服從法理——就胡斌一案的判決，法理如何服眾，關鍵在于如何破解普遍交通肇事罪量刑過輕的司法困惑和社會困惑，這需要立法機關抓緊修法作根本性解決，在此之前，最高法當就交通肇事罪具體法條應用作出新的補充司法解釋。

毋庸諱言，113萬元的賠償客觀上減輕了法律對胡斌的刑罰，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花錢買刑”的不義，在現實“國情”下，更易讓人得出司法腐敗的結論。事實上，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制度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屬司法進步的必然現象。在中國，這項制度在改革開放后，才逐漸被司法實踐所運用。現實中，這項制度被濫用的司法腐敗并非個別現象。但具體到對胡斌的刑罰，至少在眼下，沒有證據證明一審判決存在明顯枉法行為。

胡斌案一審判決的新聞發布與眾不同。與一審判決的消息同步，新華社同時發布《胡斌為何判3年》的“司法解釋”——新聞解析。為何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算不算“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胡斌“有自首情節嗎”？以上三大疑問正是輿論質疑的焦點所在，照說該由民間來提出，現在新華社讓本案主審法官提前告知社會各界——媒體與司法配合如此默契，原因不外乎盡量避免此案造成的負面影響再次放大，那樣不利于社會穩定。

通過以上綜合分析和梳理主導本案判決的各種法內法外的關聯因素，杭州飆車案的一審判決要推倒重來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但胡斌案留給社會的教訓以及刑法相關法條的修訂等等，仍然值得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律工作者深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