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先生敢為官員先，以實名網(wǎng)友的身份在凱迪社區(qū)就昆明“處女賣淫案”和各路網(wǎng)友PK交流，數(shù)日間應者如潮。七八個回合下來，伍皓感慨如是：官民溝通的新路還是很艱難！

“官民溝通”頓成時政論壇的網(wǎng)議焦點。中醫(yī)有個樸素的說法叫“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用這一說來解釋社會關系、官民關系，倒是比用來做病理解釋更加貼切。感嘆“官民溝通艱難”，其實是在“喊痛”，喊的是社會之痛、時代之痛。訪民在感嘆，網(wǎng)民在感嘆，伍皓等“一小撮”官員也在感嘆，有痛感的不僅是草民。憂患意識較強的官員也“遙感”到了痛癢，覺察到有一種名叫“不通”的“時代病”，會影響他們整個群體的命運。

有些官員正視、傾聽了，反復掂量之后，也認為只有限制公權與公仆方能減輕民間傷痛，方能讓全社會“可持續(xù)負擔”。體制內(nèi)也存在理想主義者，公理正義或“修齊治平”等觀念在他們內(nèi)心或許還占據(jù)著一定位置。“理性現(xiàn)實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這兩類體制內(nèi)人士，懷抱客觀上利民的“深化改革”或“適度改良”的愿望，無論從“治國政績”還是“個人功業(yè)”的角度考量，進行“官民溝通”都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他們的視野比“混體制分子”寬廣深遠，知道強撐的辦法畢竟不是個長久辦法，知道每個微弱聲音的背后都有一股微弱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即便是零星散亂的，只要覆蓋廣度臨近宏觀界面便足以消解“上層建筑”賴以矗立的基礎。對這些體制內(nèi)有識之士，公眾也不指望他們擔保國民的幸福光明前途，但是，與他們的溝通可以帶來降低破壞與傷害程度的效果，這一點卻可期、可信。因此，對他們發(fā)出的“官民溝通”信號，廣大的“民間人士”有理解、響應的必要。

在探索“官民溝通新路”之前，走過一條失敗的“老路”。其外表特征，即伍皓指出的“沉默”。其實這人為制造下的沉默也令人緊張。如今，“網(wǎng)絡暴民”不值一提了，真有威脅的“現(xiàn)實暴民”卻不時亮相，而這些危險分子中不乏“因堵而險”之人。許多人對“官民溝通”的希望破滅，于是換了一種“非理性”的表達宣泄方式。在這樣的現(xiàn)實面前，“老路”的兇險性質(zhì)得以充分暴露。

因此，“官民溝通”如果有效，那可是一樁了不起的偉大業(yè)績，因為這本身就是在彌補社會斷裂、消解官民對立的大業(yè)上大見成效了。

當然，真正的“官民溝通”，絕非言語式、網(wǎng)絡式的溝通方式所能勝任。“治本”的溝通意味著現(xiàn)實中的利益舍得、角色變更、民權到位，而這都是初步建立起權力制衡機制之后方能發(fā)生的事情。就眼下而言，承認在任何機制下都需要人群間溝通的現(xiàn)實性，同時懷抱理想，為有利于建立治本的“社會協(xié)商”機制而進行適時的“官民溝通”，當為民眾之理性選擇。

對民眾而言，“講真話”即他們對官員的最低要求，也是一條“忍耐溝通”的底線。如果體制框架真能讓真話無法出籠，那么“官民溝通”就很難進行。這里需指出：本不存在“官民溝通”有無的問題，只有溝通的風度、氣氛、方式問題；而免談、不合作等拒絕對話溝通的舉動，不過是戾氣增多的另類溝通方式罷了。

以伍皓的例子說明，來自官方的溝通嘗試很可能失敗，不過，對這種失敗也可視為“改革必要性的證明”。這不是任何一位官員的個人失敗，而昭示了一個時代和體制轉(zhuǎn)型的迫切性。

(作者系知名網(wǎng)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