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招生辦7日發布通告稱，31名違規變更民族成分的高考考生被取消錄取資格，鑒于他們大多數為未成年人，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不對外公布他們的姓名及相關信息。重慶市紀委、監察局同時公布對這起高考造假事件有關責任人的處理結果，決定給予石柱縣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湯平等15名黨員領導干部黨內警告處分，其他責任人也受到相應處理。(昨日《人民日報》)

以“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為由拒絕公布造假考生的姓名及相關信息，這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31名考生中大多數為未成年人，說明也有少數考生已經是成年人，按照重慶市招辦的邏輯，這些成年考生是不需要按照“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的要求加以保護的，可是為何他們的姓名也要嚴格保密呢？

其次，《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僅有兩條禁止公開未成年人姓名等相關信息的規定，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重慶高考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顯然不在上述規定之列，怎么就能“依法”不公布他們的姓名呢？

很顯然，重慶市招辦等部門所“依”之“法”，并不是《未成年人保護法》，而是他們自己炮制的一部“障眼法”，并因此對造假考生的家長也采取了周到的保護。

眾所周知，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之所以盯住這起高考造假事件不放，并非是要和31名造假考生過不去，而是要求有關方面對這些考生的家長嚴肅處理，因為后者才是造假事件的直接責任人。新華社記者最近的調查證實，近年來各地通過多種方式獲得或騙取高考加分的考生，主要都來自非權即貴的權勢家庭，重慶的這起高考造假事件也不例外。所以，人們要求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單，實際上是在“倒逼”公布造假考生背后的“權勢家長”的名單。而今，“湯平等31 名考生的家長”，則巧妙地將其他29名考生的家長(包括12名領導干部)的名字隱去了。這樣一來，公眾不但仍然無法知曉造假考生都來自什么樣的權勢家庭，也無法對這些據稱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的領導干部是否會很快“帶病提拔”等問題進行監督。由于公眾缺乏參與和監督的渠道，有關方面對這些領導干部的“嚴肅處理”，會不會又是一場“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問責游戲，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重慶有關方面對高考造假事件的處理，既保護了造假考生中的未成年人和已成年人，更保護了多名負有直接責任的“成年官”。偷梁換柱的“障眼法”和避重就輕的問責游戲玩兒到這個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讓人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