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招生辦公室頂住輿論壓力，堅持不公開披露31名在民族加分上弄虛作假的學生名單，近日引起了越來越大的社會關注。如此反常的知錯不改，激起更多的公眾聯想——是否有重量級官員卷入，因而招生辦只能“舍身擋子彈”。在關注之下，終于，于昨晚18時許，重慶市招生自考辦公室發布通告，明確表示取消31名違規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錄取資格，但同時“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重慶市招辦表示，不再對外公布31名民族成分被違規更改的高考考生名單。

不論名單應不應公布，話往回說。加分弄虛作假的嚴重性絕對不單單在于某幾個官員濫用職權，甚至不在于重慶招生辦的工作懈怠，而在于中國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基石會不會因此受到不可挽回的毀損？

近年來，中國高考制度因為運作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而屢屢處于社會各方批評的風口浪尖，但使這一制度頂住各種批評并繼續穩定運行的是其核心功能，即，高考制度是至今為止人們可以設計出來的、最能體現社會公平的機制。

現實生活中，即便由于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乃至同一個城市之中的分布不均衡，即便由于高考名額分配集中于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城市的不平等，即便由于學生家庭狀況造成學生在教育起點和中途的巨大差異，高考制度存在多大的實質上的不公平，至少在形式上，每個考生面對同樣的考試科目、同樣的考卷、同樣的答題標準和同樣的入學分數線，使之成為最能為不同階層的考生及其家庭所接受的公平機制。

嚴格來說，高考首先不是人才篩選機制，而是進入高等教育大門以及隨后進入更高社會階層的機會的分配機制，不是一項工具性的人才培養機制，而是一項屬于社會價值本身的公平實現機制。在當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階層分化趨于固化的背景下，維護弱勢人群對社會機制的公平感具有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個山村哪怕十年里只出了一個大學生，哪怕其真實原因是村里根本沒有一個夠格的教師，所有上不了大學得不到進機關機會的窮孩子也會認命，因為全村人都會以那個考上大學的孩子為例來教訓他們，還讓他們心服口服：“誰讓你自個兒不爭氣，考不過線？”這種認命源自于對高考制度的“公平性”的認可，而確保弱勢人群的公平感，維護社會穩定的內在基礎，因此也成為高考制度的突出功能之一。

然而，近年來隨著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不同社會人群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動用手頭資源，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力圖在高考公平上開發出私人通道。其手段形形色色：有在體制的名義下，被不同程度地濫用的名目繁多的加分，包括諸如航模之類沒有含金量的體育加分、沒錢玩不起的藝術加分等；也有明顯具有反體制特征的但沒錢沒勢照樣不行的高科技作弊或考場抄襲。所有這些做法，都日漸深入地侵蝕著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基石，實質性地改變了考卷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理想，其首要后果不單是導致弱勢人群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受損(其實即使在完全規范的情況下，他們獲得的機會也同這個人群的規模不成比例)，更導致他們對社會公平的認可受損，進而導致社會穩定的心理基礎受損：沒有形式上的公平，他們不會認命。當一個無法改變自身處境的人不能怪罪于自己的時候，又會怪罪于什么呢？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能想象出來。

所以，全社會對重慶民族加分弄虛作假的考生名單公布與否的追蹤和關注，不是同重慶過不去，不是同部分官員過不去，也不是同名單背后潛伏著的人物過不去，而是不能容忍社會公平的最后底線、弱勢人群的根本希望和社會穩定的心理基礎隨隨便便地就被被某些人擊破了。一個國家的這么重要的社會價值和這么基礎性的制度連同其背后的法律支撐，一度被裹挾進了重重迷霧之中，而且除了媒體包括最代表主流聲音的媒體抗議之外，竟然沒有一個公權力機構出面嚴肅執法，恐怕沒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了。如果要問，重慶加分事件最終挑戰的和損害的到底是什么，答案恐怕只能是人們對高考制度公信力的信仰本身了。

(作者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