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高考文科狀元何川洋，涉及少數民族加分造假，被查出。而如何查處，似乎又成了問題。我在不少網站上看到，認為應寬赦何川洋，對其從輕處理甚至不予處理的聲音，居然還不少。究其理由，多數是認為何川洋造假系家長包辦，身不由己，也就罪不及身。

本來，關于是否該當處理(包括取消考試資格或錄取資格)，都有白紙黑字的明文規定，沒有太大探討空間。既然民間有此呼聲，不妨暫時拋開硬梆梆的法規，從世事人情的角度推敲一番。

以“造假系家長包辦”為何川洋開脫，認為處分由何川洋承擔過重，這句話的前提，當然是承認何川洋為具有獨立行為能力的個人。在此前提下，只看到處分由他承擔，卻忽略了造假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同樣由他個人獲得，當然不當。

事實上，嚴格按照程序判定，在何川洋身份造假行為完成的一刻，他就已經在法理上喪失或“放棄”了考試資格或錄取資格。所謂的處分，只是追索回他的不當獲得。本無所謂有，何談損失呢？

更應看到，在當今社會，教育已經不單純是個人奮斗史，更成為家族保持、提升社會階層等級的重要“戰場”。何川洋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整個家族都在竭全家之資源(尤其是金錢與權力)，盡可能之手段(包括造假、作弊)予以支持。這個鏈條不是孤立的，從幼兒園到就業、升職，都成了戰場。

何川洋既不是唯一也絕不會是第一個造假的，幾十個造假者更不會在同一個早晨起來想到這一招。造假一定有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偷偷摸摸到大家利益捆綁、法不責眾的階段。這一過程能成型，是因為違規造假的低成本。

平心而論，有關規定對于造假者的處分如果能嚴格執行，不算很輕——但也遠沒達到與高考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相匹配的地步。由于造假被發現幾率很低，風險成本被大大稀釋了。和近年來的若干騙局一樣，人們再次注意到，如果不是若干小概率事件碰到一起，此次造假被發現并引起輿論重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何川洋沒有“爆冷”考成狀元……這一情勢反向推演，當敗露成為小概率事件，對“偶然”查出者，就必須照章嚴懲，否則，會更加稀釋造假風險成本。

高考的特殊性，決定了造假、舞弊者獲得的不當收益會很集中、明顯，而受損者的損失，卻會很分散、模糊。那些因為別人造假以幾分的差距而落榜者，在放榜時黯然無助的背影，會比何川洋們更缺少值得同情的成分嗎？對無力造假者來說，高考對他們人生命運的意義，通常遠大于對何川洋們的意義。

《水滸》中李鬼遇到李逵，便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不知道李鬼打劫遇到別人這么說，會不會滿心同情。不過，吃了他這一套的李逵，在劫法場時斧子“照前排砍去”，哪里又管斧下亡魂的老母妻兒？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與之相近，不久前，有家媒體報道打擊拐賣的新聞時，用“兩個偉大母親的愛”來稱呼被拐孩子的親生母親和買孩子者，全不管另一個“母親”的“愛”，遠遠不能遮蔽她的行為的罪惡底色。這些，都是貌似忠厚、實則同流合污，是為鄉愿。鄉愿者，“德之賊也”。

作者系上海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