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在限價房問題上，我向茅于軾先生道歉》的回應，旅美學者薛涌昨天在《東方早報》發表《我們應從經適房丑聞中學到什么》一文。

讀罷全文，我覺得薛涌先生要學的“市場經濟加民主建設”式的經濟適用房，應該在美國的長島、德國的杜塞爾多夫、丹麥的哥本哈根，或者日本、新加坡，最不濟也應該是香港。緣何這般理解？可能是因為薛涌先生對中國當前的住房公共政策知之甚少，或者說還沒有搞清楚。

首先，那些“已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國家”的經適房政策(姑且給它一個統一的中國名字)，還難以適應我們的水土。要知道經適房的最大要義就是體現對“公民居住權的最大尊重和關照”。這樣的尊重和關照，完全基于人口在城市間的遷徙自由，而在中國，公民居住權很大程度上畫地為牢，由其所在地的戶籍管理決定。正因中西方居住價值觀和原生態的截然不同，才派生出最需要經適房的低收入人群拿不到號，住不上房，進而出現了讓窮人憤怒的武漢經適房“六連號”造假事件。可見，薛先生那種“市場經濟加民主建設”的自由經適房政策，如果缺了強有力的公平監督，不僅會讓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廟”，而且會讓原本分給窮人的房子都會“洗白”，搖身一變為富人的不動產。

更應看到的是，在現有經適房設置的戶籍門檻下，那些在“非戶籍地”務工的幾千萬農民工，那些在另一座城市打工的藍領，別說能買得上經適房，就連排號的資格都沒有。打個簡單比方：假如一位“海歸”要回國服務，且收入條件合乎申請經適房條件，是在上海申請經適房呢？還是在北京申請經適房？抑或是第三城？因為按政策規定，假如他有戶口的話，只能在戶口所在地申請。可見，要讓那些低收入人群住得上經適房，別動不動就把這項公共政策與“推動民主建設聯系起來”，而是應先實現公民的遷徙權自由。否則，就會像江蘇籍農民女工李影那樣，在拿到上海戶口得知自己能買經適房后喜極而泣。

其次是薛先生希望“讓地方社會在管理經濟適用房方面享受更多自治權力”。我以為，這個“自治權力”的下放比強調“西方式民主”更可怕。因為當前來看，“地方社會”自治權力的發育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種自治權力往往由基層政府代行。那么，基層政府的表現如何呢？結果表明，無論是鄭州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在經適房用地上的不當言論，還是武漢經濟適用房的搖號藏假，都表明他們在經適房分配上容易監督失察。否則，怎能出現武漢那6位申購造假戶能“過五關”，順利地通過居委會、街道、公安、民政、國土房產等多個關口，完成上下勾連、左右逢源的“集團化”造假。

第三是薛涌先生希望那些承建經濟適用房的公司也能獲得利潤，依據是“西方許多國家承建經適房的公司也都有利潤”。這同樣表明薛涌先生對中國住房公共政策的一知半解。實際上，國內經適房不完全像歐美那樣是“公共產品”，而是“政策性產品”，尤其是住房保障納入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后，其功能更屬“政策性投資產品”。也就是說，這些來自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合并的投資，不是某一筆募集來的公共或社會基金，而是納稅人不分地域的住房公共基金匯集。因此，承擔經適房開發的國有房地產企業，完全有義務、有責任在“零利潤”基礎上開發。即便想得到少許保本利潤，其賬目也應向社會公開，實現“專賬專管”。否則，經適房建設到達高峰期時，如果國字號開發企業“兩頭拿”的話，不知道又要曝出多少公共丑聞。這一點，我倒建議薛涌先生學學新加坡的公屋政策，其中央集權制度倒值得我們學習。

至于薛涌先生希望經適房能依靠更多的“社區自治”來完成申購人的資格審核和認證，其本意是好的，但同樣與中國的社區制度有很大差別。眼下，經適房的初級申請材料都由具有鮮明政府特色的居委會和街道審核。因此，也無法像西方國家那樣，依靠社區自治組織或第三方來完成申購人的甄別。而我國個人信用制度的落后，也不很難讓經適房的申請和退出機制能夠一目了然。

當前的現實是，各地興建經適房的速度都在加快，大有趕工期的沖動，加上監管面臨較高成本，所以建議今后還是以相對公平且容易操作的廉租房制度取而代之為好。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項政策的好壞，首先是執行過程中的簡便和可控，且對自己的土壤適應，而不是一股腦兒地照搬照抄。我倒希望關注此問題的海內外人士，能像解剖麻雀那樣，親自選擇類似經適房那樣的“民生產品”實踐一次，而不是隔洋感嘆，犯“中西通吃”的毛病。

(作者系《中國房地產報》副總編輯兼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