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國政府紛紛動用國家力量介入市場、透過強化社會政策鼓勵消費、刺激經濟之際，王建勛先生卻旗幟鮮明地反對學習福利國家，反對通過國家來滿足公民的基本醫療和教育需要(南方都市報昨日A23版《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看罷王先生的文章，我不得不欽佩他堅持個人信念的勇氣。

　　王先生反對福利國家的觀點和推理很簡單、通俗：國家提供福利，不是免費的，因為國家不掙錢，要靠稅收過活，而稅收來自納稅人，因此，要國家提供福利，就等于自己多納稅，沒有便宜可占，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也。而且，因為官員可能貪污，國家提供福利和服務的成本很高，所謂“政府低效率”是也。更恐怖的是，人心險惡，國家提供福利和服務會帶來福利依賴，所謂“福利養懶人”是也。應該說，這些都是社會福利和福利國家反對者慣用的論調，沒有任何新意，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研究者早已對這些論調做出了有力的駁斥。更重要的是，金融海嘯下的全球經濟狀況似乎也在為反駁這些論調提供現實基礎。

　　王先生文章令我思考的，不是他反對學習福利國家的邏輯，而是為什么王先生能在貧富差距懸殊、弱勢群體龐大、基本公共服務缺失、金融海嘯累及民生、民間“福利命令”強勁的今天，大談國家提供福利就是搞福利國家、提供福利就是養懶人。不知道王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社會福利狀況以及中國政府在公共福利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國政府剛剛從GDP崇拜和市場迷信中覺醒過來，準備對來自民間強勁的“福利命令”做出一點回應，償還部分福利歷史欠債時，我真不明白，王先生為何如此過敏，為何立即用“學習福利國家”、“提供免費午餐”來嚇唬剛剛有心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各級政府，以及剛剛聞到一點福利氣息的可憐民眾？

　　來看看我們中國的社會福利現狀吧。中國的福利制度是典型的二元制福利體系，大體上可以稱為“一個國家，兩種福利制度”(一國兩制)。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就算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也是“一國多制”的，不僅存在城鄉分野，而且在城鎮中，還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異，干部、工人和沒有進入單位的居民，分別納入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說，計劃時代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以社會身份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隨著單位體制的瓦解，以及社會福利的社會化、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國家從公共福利與服務的提供中不適當地撤退了，導致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得不到滿足，以至于民間出現了“三座大山”的隱喻。今時今日，在戶口制度導致的碎片化公民身份資格下，作為共和國的國民，我們有沒有一種可以普遍享有的福利權利？或者用王先生的話說，我們有沒有一份在中國境內可以通吃的“免費午餐”？

　　鑒于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微弱角色，就算我們以福利國家為學習榜樣，學習一下如何讓政府在公共福利中發揮作用，如何回應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也不至于就要大驚小怪，驚慌失措。政府提供福利和服務，并不等于就是福利國家。歐洲民主國家建設“福利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成為福利國家需要達到三個基本的標準：第一，國家在確保為所有國民提供最低標準福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提供福利是公共行政的主要功能；第三，福利權利成為一種“社會公民權利”。比照一下，我們就知道，我們毋需為中國成為福利國家而擔驚受怕。

　　王先生說得對，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務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是要納稅人來分擔的。而且，我不反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說法。事實上，任何公共服務和福利的提供，都是建立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的(社會政策告訴我們，福利的提供是基于人類需要的共識)，而且也是社會不同利益平衡的結果。沒有一個國家在胡亂提供公共福利，也沒有一個國家在胡亂收稅。這些看看福利國家的發展歷史就知道了。更吊詭的問題是，假如政府收了稅，而且數量可觀，卻為什么不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呢？我想王先生不能不關注這個問題。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緊，最要緊的是，要用在羊身上。

　　王先生擔心政府提供福利成本高。這種擔心現在已經顯得多余了。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各國政府早已在利用市場機制了，君不見什么“服務購買”、“合同外包”、“公共生產”之類的政府新猷嗎？針對我們的福利短缺、公共服務不足，王先生開出的處方是“降低稅收和破除壟斷，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不過，他沒有進一步解釋如何讓“市場”和“民間社會”發揮作用。我只知道，市場可以提供服務，前提是你要有購買能力；民間社會也可以提供服務，前提是人人善心爆棚。什么時候我們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市場中滿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呢？而且，如果每個人都在交稅時為可能有人享用免費午餐而擔憂時，我很懷疑我們能夠從民間社會那里滿足我們最基本的需要。我只想說，我暫且同意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是我們的政府需要為公眾福利承當責任。如果我們對此有疑問的話，那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社會政策的理論。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