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林春秋》初編，我又拜讀了季羨林先生《我與東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雖短，氣魄大極了，且摘引目錄上的一段話：“我想到的問題很多。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固有的術語。第五，中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的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觀點是正確的。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給世界人民謀福利的同時，產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災害。第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不免在心中竊議，如果季羨林先生能以“我與印度學”為題，對人肯定是極有教益的。可惜他開出了如此大而多、而無當的課題，他的學力能夠勝任嗎？又對他人的治學有何教益？任何再高明的學者，總有他們的短處，他們貢獻于世人者，無非是揚長避短。我真為季羨林先生晚年的不少作品，包括這篇文章可惜，它們的特點恰好是倒過來，揚短避長。

后來聽治元史的楊訥先生轉述，季羨林先生曾說，《四庫全書》好呀，他是經常用的。于是在場的幾個治史者都不免發笑。如若確有此語，就表明季羨林先生對中華古史基本上沒有入門，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四庫全書》的文字經清人任意篡改，不好，只是在沒有其他好版本的情況下，方才使用”，這才是內行話。依季羨林先生此種水平，又如何重寫《中國通史》？應當申明，我決不否認季羨林先生是印度學的權威，但隨便夸大其學問，其實對他本人以及對學術界，都是有害無益。

目前的學術界，包括史學界確是一池渾水，其中也確有若干前輩學者，居然帶頭敗壞學風。我撰寫此文，倒希望前輩那種“苛”以待人的精神，能代代相傳。目前史學界缺乏者，正是互相吹捧，不能“苛”以待人。（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