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里，寫黨史形成了一個單純的“路線斗爭史”的框框，什么都是一貫正確，誰錯誤，功勞都不去講，這樣寫出來的黨史就容易絕對化、簡單化。真實的歷史不是這么回事。改革開放后，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黨史研究呈現了新面貌，逐步沖破“傳統思維定勢”，從唯上的、盲目的以及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編寫黨史方面，這些年來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都破除了“路線斗爭史”的框框。比如說到陳獨秀，現在的黨史是將其作為黨的創始人形象來確立的。毛澤東在上世紀40年代曾說過：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評價。但是，作為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大革命后期也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犯過“右傾”錯誤，要承擔應有的責任，但不能因為這個錯誤就把他全盤否定了。過去黨史書中談及黨的創建史時，只講李大釗，不講陳獨秀，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在其它方面，近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不再采取簡單地給某個人戴高帽子的做法，例如，提到黨在20世紀30年代所犯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錯誤時，不再使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這樣的提法。對于抗戰初期的歷史，我們也都能實事求是地來看待，包括黨的路線所發生的一些錯誤，也能夠客觀地看待。以上都是黨史研究的重大進步和觀念性突破。

有人也許會問：破除了“路線斗爭史”的框架后，怎么來說明黨的歷史的曲折發展過程呢？在此方面，我們的黨史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發展趨向，當這個趨向占主導地位時，我們黨的事業就會比較順利，發展比較健康，取得比較大的成就。另一個趨向是錯的發展趨向。當這個趨向占主導地位時，我們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失誤就比較多，“文革”、“大躍進”一直往前推到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就是因為黨的指導思想中錯誤的發展趨向占據了主導地位造成的。當然，這個指導思想發展的正確的和錯誤的趨向也可能在同一個事件上表現出來，或同時表現出來。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些復雜的歷史現象都能夠通過黨的指導思想的兩個發展趨向來進行比較合情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