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均GDP去年就達到3600美元,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各類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顯,如何在加速發展中越過這些“陷阱”,是執政黨亟待解決的時代課題。實際上,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這充分表明,黨中央早已充分意識到我國目前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是與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系的,也是與當前階段的發展特征緊密聯系的。對此黨中央及時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治國方略。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挑戰—應戰”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導致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臺灣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層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及時地發現“陷阱”,準確地識別“陷阱”,智慧地避開“陷阱”。
轉型期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
當今中國特別是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中等收入轉型時期。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要從經濟入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的發展轉向高水平發展,從低質量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從不公平發展轉向公平發展,從不協調發展轉向協調發展,從不可持續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
有人認為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進來。這似乎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時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問題都解決了,文化程度提高了,開始出現民主訴求。政府要回應老百姓的訴求,主動或者被動地民主開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謂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這種民主特別是“街頭民主”訴求無序膨脹,就可能落入一個“南轅北轍”的局面,就會出現“民主亂象”,掉進“民主陷阱”之中。
因此,現代化必須在長期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進行。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既能促進現代因素發展,又能避免劇烈的社會沖突,減小社會動蕩。
我想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無論是黨中央,還是人民群眾,都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成熟,也越來越智慧,中國絕不會誤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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