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感是人在外界事物刺激下內心產生的羞恥感受。中國古人將這種心理感受加以發掘、升華，形成恥感文化，用以影響和制約人們的行為。中國傳統恥感文化具有深刻而豐富的道德和倫理價值，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社會實踐，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形成于先秦時期的中國傳統恥感文化，主要是通過儒家思想的傳播而深入中國社會、進而在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中體現出來。綜觀這一恥感文化體系，可以看出它立足于個人修養、延展到整個社會，具體表現為向內和向外兩個層面。當前，在社會思想觀念日益多樣多元多變，個別人身上出現恥感淡化、道德失范的情況下，深刻認識和弘揚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的積極因素，對于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具有重要意義。

恥感文化與人的內心世界

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人的精神世界有著廣泛而豐富的領域。如何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向、進而制約人的行為方式，使其沿著對社會和諧和國家安定有利的方向發展，是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十分重視的問題。從向內的方向來考察，中國傳統恥感文化具有以下幾方面內涵。

倡導慎獨，強調內省、正己，通過正己而達到正人。羞恥之心是人的一種內心體驗，是人通過與外界的互動而促成內心的變化，進而建立一種注重內省、反求諸己的思維模式，以此制約人的正己、修身過程。這一點構成了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的核心內容。慎獨、內省、正己的標準，就是禮、義、廉、恥等道德規范。關于慎獨，《中庸》說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就是要求人們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情況下，為了求“道”而嚴于律己。關于內省，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孔子在這里告訴人們，只要經常內省并且不感到慚愧不安，就可以無憂無懼。關于正己正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禮記·大學》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由此，儒家開創了一條以修身為本的“內圣外王”之路。它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環節，規定了一條理想的人生道路，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恥感文化在這一人生道路中具有核心作用。

倡導“行己有恥”，激發人的奮斗精神，使人為實現人生理想、踐行道德規范而積極進取、不屈不撓。“行己有恥”，就是要求人對自己的行為應該有羞恥之心。一個人行事，凡自己認為可恥的，就不去做。為了達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志士仁人剛直不阿、堅貞不屈，背后都有“行己有恥”的思想動因。《中庸》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其中，知恥居于最深層次，它對好學、力行乃至其他種種行為發揮著重要影響。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孔子本人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曾周游列國，顛沛流離、屢受困厄卻矢志不移，表現出一種“臨大節而不可奪”的精神。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提倡一種大丈夫氣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倡導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勇于犧牲：“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由孔孟所倡導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踐行，為中國歷代志士仁人所認同、所實踐，由此造就了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剛正之氣，形成了剛直不阿、特立卓行、奮發有為的民族精神。

倡導崇尚操守，褒揚氣節。由于恥感文化能使人從內心控制自己的行為，知恥則有所不為，因而形成了中國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時俗的道德風尚。這里所說的操守，其具體內涵主要是指廉潔正直、守志不辱的品行。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子罕》），講的就是這種操守。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品行，古人互相砥礪、激揚名聲、躬行實踐，以氣節相尚，最終在這種價值追求的基礎上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氣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