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來看，許多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教育、環保、科技創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對于地方官員來說，維穩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直接關系人民福祉的事業。廣東惠州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元，而社會保障中的就業補助、國企破產補助、養老醫療保險系統維護、社會救濟等11個福利項目經費加起來才5040萬元。

據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達到 5140億，已經接近軍費的5321億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為政府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法制日報》報道說，2009年遼寧公安支出是223.2億。以該省4300萬人計算，人均要負擔維穩費用500多元，對于一個經濟水平一般的省份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健全、龐大的維穩機制也在形成。各地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由地方重要領導親自擔任負責人。群眾工作室、維穩信息中心、人民調解委員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辦。福建、江蘇、浙江等首倡的“綜治維穩進民企”，目前已在全國普遍推開，企業內部也設立了維穩辦公室，由董事長親自掛帥。擁有170萬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 2622個，調解員 18442人。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臺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 3500多人，維穩工作力量滲透到了基層的每一個角落”。

我國是世界上投入維穩成本最多的國家之一。“兩會”僅僅是一個平常的例行會議，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達 70萬人。從 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護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礎設施的累計投資有49.5億元。

我們需要反思：能夠長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維穩成本嗎？購買全方位監控系統器材，組建快速反應車隊，擴充維穩人員編制，全天候、多對一的監視，無一不需花費大量金錢。根據《河北省公安機關奧運安保側記》的記述，2007年至2008年，環京“護城河”指揮部和17個檢查站就耗資1.2億元。浙江嘉善縣一個環滬“護城河”檢查站的投入要達1000多萬元。廣西貴港的5個群眾工作部，74個群眾工作中心，1148個群眾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萬元的財政經費。

今年，處于上海世博會“護城河”周圍的浙江永康市創建了“8對 1”的社區維穩模式：“每個工作片的聯片領導和常務副片長為責任領導；聯片民警、聯村干部、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調解主任、村治保主任為責任人，八個人一起共同負責所在村矯正對象的安置幫教工作。”2010年 1月 12日，貴州安順坡貢鎮發生了一樁普通刑事案件，當地政府為了維穩花費了相當于3年財政收入的費用。在維穩“一票否決制”的壓力下，地方的維穩已經到了不計成本的地步。

隨著維穩體系的逐漸健全形成，國家要投入多少錢才能維持這龐大的機器呢？維穩是不是未來的中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