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發展，改革在深入，在新階段、新起點上的改革要求更高、難度更大。改革的直接效應和短期效果在減弱，長期積累的難題和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公眾對改革的審視判斷更加理性、甚至苛求和挑剔。照搬過去改革的做法和經驗會出現新的本領恐慌，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改革者呢？從微觀情況看，繼續推進改革需要領導者具有新的勇氣和智慧，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優化環境、創新機制”。現在，一個地區、單位的改革邁上新臺階，不是要點燃三把火，短期內產生轟動效應，而是創造有利于長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和機制。在這樣的環境和機制下，發展是科學、全面的，包括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創造活力與和諧穩定的統一、競爭局面、進取性與安全感、歸屬感的統一、事業進步與人的素質提高、全面發展的統一。在這樣的環境和機制下，群眾對前途有共識和信心，發展就有強大的后勁。顯然，完成這個復合性綜合性任務比推行狂飆突進式的改革更艱巨。

“科學謀劃、系統思維”。完成這樣一個復合性、綜合性任務需要領導者系統思維，科學謀劃：既要對經過實踐檢驗的改革措施加以堅持和完善，也要對不完善、不適應的措施加以調整；既要建章立制，又要注意各項制度的有機銜接、形成機制。機制不是制度的簡單疊加，而是以制度為依托建立的有明確目標、實施步驟和保障措施的工作方式。創新機制是需要系統思維的。“利益是敏感的神經”，目前最感困難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在總資源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對某種資源配置狀態進行調整，使一些人的境況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狀況至少不變壞，符合這一性質的調整被稱為“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啟示我們，不應該在滿足一些人的利益時損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共進、雙贏、普惠應當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原則。而在實際生活中，任何措施的執行都有“利”和“弊”兩方面，要全面考量，決定取舍，使攻堅性的改革措施和配套性的措施相協調，最大限度地保證改革措施的普惠性，爭取收效最大化和代價最小化。還要考慮改革措施的長遠效果，防止為解決一時難題而急功近利，避免為糾偏而不斷反復，以至“面多了放水、水多了加面”，形成“對改革的‘改革’”。

“民主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新階段考慮改革問題的“底線”，是任何舉措不可觸動的“高壓線”。如果說過去，一些地方為解決資源不足的困難，在超常規發展中采取了某些強行措施（強迫集資、攤派等），取得一定效果，也造成了明顯的“改革后遺癥”。那么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違規操作乃至違法行事，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應當徹底禁止。歷史的辯證法是，改革的特定階段需要并造就了一些風云人物，他們以激進的方式推動了改革，功績應當充分肯定；而改革發展的更高目標則是創造一個不需要激進手段的環境——以健全的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無論從發展黨內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還是從避免重大失誤的角度看，現在的改革都要堅持民主決策。現代學習型組織理論認為，團隊智商高于個人智商，因此提倡團隊學習。黨的歷史經驗也證明，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往往是片面的。事物總是有個別情況的，“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事實不能成為否定民主決策的借口。按照程序民主做出的決策比較穩妥、執行起來阻力較小，而一旦出現問題，也比較容易反饋和及時糾正。如果為強調效率而忽視民主決策、靠少數領導人的個人智慧而決斷，這種做法一旦因個別成功而成為慣例，它帶來的損失和隱患遠遠大于一時的成效。

“溝通協調、人文關懷”。今天的改革仍然需要最廣泛地動員群眾，而內容和方式要有新變化。現在，群眾的參與意識更強、利益訴求更直接，更不能容忍“被民主”。據此，應著眼于建立雙向的、互動的黨群干群關系。領導者不能把“代表群眾”變為“代替群眾”，要善于和群眾溝通、平等交流，在宣傳中向群眾學習、在服務中引導群眾；群眾理性地響應號召，同時又能夠進行批評和監督。特別是領導者在宣傳、動員群眾時應該表現出人文關懷，注重滿足群眾的精神需求，不僅引導群眾投身改革、作出貢獻，包括為未來作出必要的犧牲，而且讓群眾親身體會到此時此地（而非彼時彼地）的幸福。幸福是人類的永恒追求，在和平建設年代，一切發展如果不能最終落實到人民群眾的幸福上，那就會失去意義。群眾真正懂得改革的意義，產生現實的幸福感，以“我參與、我奉獻、我收益”的主人翁態度投身改革，許多困難就會迎刃而解。（作者為北京黨建研究基地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