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背后是什么觀念在支撐？是“文化多樣性”。今天，“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文化觀或者一種文化立場，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輿論。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2005年，又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公約》。

但是，國際主流輿論并非從來如此。那么，“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文化觀或文化立場，是什么時候才轉變形成的？其轉變形成的歷史條件是什么？迄今為止，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著這種文化立場？這些涉及“文化多樣性”的起源問題，需要回顧世界史，從大處著眼，認真梳理。這里提出幾個關節點，勾畫一個輪廓。

本來，人類文明就是多元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們的起源、特性和種族載體，都迥然不同。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這些不同文明體之間，彼此大體保持著平衡和均勢。

自從1492年哥倫布航行美洲之后，歐洲商業資本迅速擴張，開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兩三百年后，英國完成工業革命，歐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亞徹底歐化，整個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歐洲人確信，他們的統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優越性，文明的優越性又源自其種族的優越性。上帝創造了不同種類的人，白色人種天命所歸，注定要領導那些“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到19世紀，拿破侖戰爭結束，重新整合后的歐洲以英國為中心，經過工業化，實現了產業升級，隨之而來的，也是全球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

大約一百年前的國際環境就是如此。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英國詩人吉卜林才能發表他那篇著名的詩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達其種族主義的政治文化立場。當時正值美西戰爭結束，美國占領菲律賓之際，因此該詩的副標題是“合眾國與菲律賓群島”。吉卜林敦促美國，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列強一樣，“肩負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虜獲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擔任美國副總統、不久繼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的贊賞，他抄錄此詩，題贈友人。1907年，吉卜林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摘取這項桂冠的英國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溫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傳世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也是第一個獲取該獎項的美國人。詩人與總統、文學與政治、英國與美國，以及國際大獎的頻頻青睞，象征性地傳達了上個世紀之交國際主流社會的特征。

一次大戰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到二戰結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舊殖民帝國才徹底瓦解。從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個國家獲得獨立，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約三分之一。從政治版圖看，歐洲舊殖民國家大體上退回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個時段，除亞非拉地區外，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區也爆發了大規模反體制運動。美歐日學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風起云涌。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5000萬人口中，有1000萬人上街示威。正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反體制運動中，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的西方主流價值，如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統統受到質疑。差不多同時，法國當代理論最強大的學派解構主義登臺亮相——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指出：自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傳統在萬物背后都設定了一個唯一的本質、中心、力量，一個潛在的神或上帝。解構主義就是要徹底顛覆這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同時顛覆由此衍生而來、盛行于西方的本質論、父權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白人中心主義等等。解構主義倡導最徹底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堪稱上世紀60年代西方造反實踐的哲學版。

六八運動影響了幾代人，解構哲學傳播于西方校園。丹尼爾·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當年六八學運的風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歐洲綠黨黨魁，在他看來，1968年運動的第一個成果就是“一種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資運動，在實踐層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觀在國際主流輿論中的形成。

冷戰結束，無論是以往的東方西方對峙，還是三個世界格局，都被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取代，世界史周期又進入新的時段。面對全球化，國際社會便自然地使用多元文化觀的立場，以抵抗、糾正、平衡單一的資本主義市場邏輯。這其中，從“文化例外”的提出，到“文化多樣性”的倡導，又以法國最為活躍。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回想起1968年，以及那個時代的遍及世界的反殖反資運動。實際上，不管承認與否，我們今天在談論“文化多樣性”的時候，仍然在享受上一個時代的遺產。（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