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法國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政治正確”比較一致的定義是“與占壓倒性優勢的輿論或習俗相吻合的語言”。也就是說，如果大多數人都這么說或這么認為，那就是“政治正確”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問題在于，怎么才能知道“大多數”輿論是怎樣的呢？輿論與媒體，究竟是誰在影響誰，誰在決定誰？只能靠揣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輿論的操控才有可能，而操控輿論也就是間接操控人的思想。

正是由于“政治正確”的隱蔽性，因此很難從上游去劃分哪些是“政治正確”的，哪些是“政治不正確”的；因而只能從下游，即一個用語或用詞，當它引起一場風波時，才理解這是“政治不正確”的。在法國，對中國進行正面報道已被劃入了“政治不正確”的范疇。因此，所有涉及中國的新聞，都會有一個尺度，即不管中國怎么做，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去報道、評論，這也是很多初次赴法長期居留的中國人最吃驚的。拉薩事件時禁止外國記者采訪是“封鎖新聞”，烏魯木齊開放外國記者采訪呢？又變成了“操縱新聞”。難怪一位法國網友在一家著名報刊攻擊中國在烏魯木齊操縱新聞的跟帖上這樣寫道：“無論中國發生什么事，貴報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將責任推給政府或共產黨。這顯然是貴報制訂的編輯方針。一年以來，讀者已經識破貴報‘中國城’報道的內幕，發表文章的語氣在變，也增加了一些實的報道，但報道方針卻始終如一：以言論自由的必要性、人權的普世性和民主的好處為藉口，以某些（反華的）漢學家和一批政治異見者為依托，貴報有關中國的文章始終不渝地在傳播、并在一部分讀者中培養這樣一種信念——也就是貴報的信念，即北京政權是一個獨裁政權，必須盡快使之消亡。這樣一種‘信念’在最近一些電臺、電視節目中也得到非常明確的認證，結論再也沒有任何歧義：中國是不可與之交往的國家，只是我們不得不與魔鬼打交道。”這段言論非常清晰地將有關“中國報道”上的“政治正確”紅線劃了出來。如果重新以這條線來觀察今天的世界，我們就能發現，這不僅可以解釋很多過去的事，而且也能夠對很多未來將會發生的事定下西方傳媒報道的基調……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通過西方大眾傳媒來了解世界，其實僅僅看到了“政治正確”的那一部分，很多“新聞”其實是被這種輿論導向故意渲染、放大甚至制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