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互動走進了誤區

“在一個國家，警察突然闖進一位日報記者的家，當著他孩子的面羞辱他，咒罵他，用手銬銬住他，將他脫得全身一絲不掛……原因是近幾個月在他領導的報刊上發表了某些話語。這個國家，是2008年的法國。”這是一位法國記者描述的一件事。被手銬銬上帶到警察局的是法國《解放報》的維多利奧·德·菲利浦，他被指控在該報擔任代理社長時，發表了涉嫌“誹謗”一位大企業家的文章。他抗議，回答是“你比賤民還壞”；他要求通知報社律師，回答是“他們不在”。在警察局，他被迫脫光、轉身、咳三聲——這是規定——他的鞋帶、皮帶、手機電池、證件等隨身物品都被拿走。被送進拘留間關了兩個小時后，他又被帶出來，再次重復剛才做過的一切：脫光、咳嗽、搜身，然后才見到向他發出傳票的法官。他拒絕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回答問題，結果被當場司法起訴……此事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

這是發生在2008年年底的一件“陳年舊事”。這類事，我們中國常駐巴黎的記者很少報道。因此，當我在國內的講座中或與朋友聊天時談及，很多國人不相信是真的，“法國也會有這樣的事兒？”當一些法國人問我，為什么中國記者不做法國的負面報道？我告訴他們，一方面我們不愿意以偏概全，像法國常駐北京記者那樣“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另一方面也是受中國傳統“正面報道”思想的影響，很少涉足這類“負面”消息。久而久之，法國“民主社會沒有司法不公、沒有社會不公、沒有人身侵害……”等不符合社會實際的概念便慢慢滲透進國人的腦海。正是這種“為西方諱”，再加上諸多出國走馬觀花的訪問學者、作家等多如牛毛的“游記”、“隨筆”等，構建了西方——包括法國在內——民主國家在中國人頭腦中的一個虛幻的完美形象。而這又成為國內公眾甚至學者、教授用來與中國現狀相比較的坐標系，使得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嚴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