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1989年直今20年遲遲沒有出臺的重要障礙是官員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的博弈。從法律的層面看，2006年實施的《公務員法》未就官員的家庭財產等“個人隱私”的公開作出明確規定，2008年5月1日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但是，官員財產與個人隱私之間如何界定，并不明確。有些官員認為，強制公布官員財產是對官員隱私權的侵犯。從黨紀政紀條規的層面看，1995年到2006年，中央先后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規定》、《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規定》、《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其中，官員收入和家庭財產只要求向上級部門申報、報告，由上級部門內部掌握，而無需向社會公開；官員需申報、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不包括官員配偶的從業情況和子女的受教育及從業情況，而且申報、報告的內容也無需向社會公開。可見，從信息公開的角度加強對官員“私生活”的監督，目前這個渠道在我國并不十分暢通。

第三，官員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是政府官員道德法制化的要求。現代西方各國的行政法制，將政府公務員的衣食住行都納入了法制的軌道，甚至道德本身就是法律。美國的《政府行為道德法》、日本的《國家公務員倫理法》、韓國的《公職人員道德法》等均規定，政府官員必須向公眾公開他們的收入、公開他們的家屬和子女的工作情況以及在國外的情況，允許媒體報道他們的隱私。普通群眾可以擁有自己的隱私權，政府官員及公眾人物的隱私與社會公共利益息息相關，所以他們的隱私應當納入法制化的軌道，這樣便于群眾的監督。政府官員無隱私已成為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以至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不得不面向全美國人民坦白他與萊溫斯基的隱私。對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個人隱私一般應受到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的時候，個人隱私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便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