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犯罪偵查優先權，指檢察機關作為職務犯罪法定專門偵查機關，從法律上對已涉嫌犯罪的職務違法行為的優先查處權，以及對與職務犯罪有牽連的非職務犯罪或因認識、證據等因素而不可避免地進入其偵查程序的其他非職務犯罪，根據需要享有的偵查管轄決定權，同時還包括在特定情況下，檢察機關因偵查需要而臨時要求社會主體予以諒讓合作的權力。作為檢察機關的主要職權之一，職務犯罪偵查權在服務依法治國、促進社會和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又有特殊性，我國當前對職務犯罪及其關聯犯罪的查處權，由檢察機關、紀檢監察機關以及其他刑事偵查機關多頭分散行使。因此職務犯罪治理目標的實現程度，實際上也受制于各“有權主體”之間如何實現權限的科學分配和協調運行問題。目前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局面還有待繼續改善，其原因除了體制因素和偵查人員素質等影響之外，更主要的還在于偵查權自身不夠充分和有力，尤其體現在對與職務犯罪有關聯的普通犯罪的機動偵查權欠缺、及時介入紀檢監察機關辦理的涉罪案件的保障性手段有限等。這些情況歸結起來，實質上就是檢察機關應否以及如何享有職務犯罪偵查優先權的問題。

從域外法治國家或地區的制度模式看，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優先權”從某種意義上是個常識性事物，本身并不成為一個“問題”。眾所周知，偵查權是一種體現單方意志性的、行政強制色彩濃厚的特殊權力，價值取向比較單一，其一切行為及其結果實質上都是圍繞著“服務控訴”而展開的，這就決定了控訴權對偵查權有著強烈的上位性和導向色彩。因此為確保偵查行為不偏離控訴目標，各國往往在由警察機關具體偵查大多數案件的同時，也概括地將偵查權或其指揮權同時授予控訴機關。尤其是在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其檢察機關幾乎都享有一般偵查權，在刑事案件管轄方面和警察機關大多并無明確的職能分工，檢察機關從法律上對公訴案件都享有決定偵查的權力，因此偵查優先權事實上已經天然地包含在其具有“最終控制”意義的法定偵查權范疇內了。基于公共組織及其人員犯罪的特殊危害和治理要求，以及檢察機關作為司法領域中公益代理人的特殊角色，這種制度設計模式無疑是符合犯罪治理目標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