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問政”成為新近的流行語，的確是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事情。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政就是眾人之事”，“網絡問政”問的自然是眾人之事了。將原本視為上層建筑的“政”與普通的公眾、公共利益緊密的結合起來，毫無疑問，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進步，也是將政治還原于它本來的面目。

必須充分肯定“網絡問政”對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積極作用。而且這應該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一個共識，對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和注意到不應將網絡的作用任意夸大化，不易過多、過度地依賴“網絡問政”而削弱組織和制度的力量。比如前一階段某地在處理一起公共性突發事件中，成立所謂的“網民調查小組”，初衷也許是好的，卻并不合法。“網絡問政”不是治療政治頑疾的主要方法，依托網絡也不能包治百病，警惕對“網絡問政”寄予過高的期待，諸如有人提出：“中國進入網絡反腐時代”、“離決策機構最近是網絡”等等，這容易忽視各級組織和制度的作用。總之，“網絡問政”是有其限度的。

“網絡問政”是制度救濟的一種渠道和形式，這應該成為對“網絡問政”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定位。第一，許多制度性問題過去沒有及時發現，或者發現不夠，如今通過“網絡問政”得以發現，比如“開胸驗肺”事件的發生表明了我們目前在彰顯社會公平和正義方面存在著一些制度性缺失，經過網絡傳播和熱議后受到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并妥善解決，同時還對有關違反職業規范和道德的當事人給予懲處。這既是個案，也警醒人們重視社會生活中類似的相關問題，因此，“網絡問政”起到的是顯示器的作用。第二，一些制度作用發揮不夠或者職能履行并不充分的領域通過“網絡問政”可以提高制度效率和效能。比如眾所公認的在反腐敗領域中，表面上體制內外的監督機構完整，隊伍龐大，實際上制度效能較低，監督職能沒有很好的履行。網絡賦予的安全性特征、網民集體的力量和正義感編織了一個天然的場域，令網絡反腐成就斐然，因此，“網絡問政”起的是助推器的作用，推動人們對制度反復的信心，推動遏制各種形式的腐敗現象，也推動各級組織不斷主動健全和完善制度。第三，一些見不得陽光的權力濫用現象，一些不正確的理念、習慣與作風問題。在過去，有關組織部門處理起來會遇到人的障礙、部門利益的障礙，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動輒會無原則的遷就，造成黨風、政風不正，黨紀、政紀的松懈。如今通過“網絡問政”，尤其是網民的窮追不舍，成為必須正視和無法回避的嚴肅問題。因此，“網絡問政”起的是加壓器的作用。上述三方面提到的顯示器也好、助推器也好還是加壓器，都不能取代組織和制度等主要的政治運行方式。

“網絡問政”近年來在我國之所以受到關注和追捧，根本的原因是我國傳統政治方式習慣于不公開和不透明，政治過程缺少公眾的政治參與，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形成信息不對稱，公民知情權的不足直接造成監督權的缺損等等。網絡的迅速發展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傳統政治方式和政治過程的隱秘性和封閉性，因此，公眾利用網絡可以了解到從未有過的知情幅度，也享受到從未有過的表達快樂。這只能說明我們過去的政治方式有許多不足，有待進一步改革與改進；也只能說明我國的政治制度在發揮其作用方面效率不高，“網絡問政”提醒我們不斷加以健全和完善，諸如充分發揮人大的代議制度，以及各級人大代表的作用；還說明了各級執政團隊隨著組織化、規范化程度越來越高，科層制中的官本位、等級制、體制僵化等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難以適應現代社會與公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要求和期待。而不能說明“網絡問政”可以和能夠取而代之。

孫中山先生在談到“政治”這一概念時，除了將“政”界定為“眾人之事”外，還把“治”定義為“管理”。如果追問“管理”的主體是誰？毫無疑問的是人民群眾認同的執政黨以及合法化的政府，也就是各級組織。“網絡問政”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問”而已，網絡反映的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最終必須經過相關組織的程序化運作和處理，這是各級組織不能推脫的政治責任。如何實施有效的“管理”？應是依靠各種制度，在實踐中不斷健全和完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