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我覺得國學學科建設，從學科建設經驗上可以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中的得失。從學科建設本身上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在操作上的一些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以使學科建設更加完善。

主持人：我們希望早日在國學界看到這幅蓬勃景象，也希望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的經驗，讓我們少走彎路。謝謝。

三

主持人：徐校長您好！據我所知，早在您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時，就與國際儒聯合作成立了國際儒學院；在山東大學，您同樣是把國學當作學科來對待、來運作的。這使得您在國學學科問題上，一定有很多有價值的思考與大家分享。請談談。

徐顯明：謝謝《光明日報》給我一個與其他三位文科出身的校長交流對國學看法的機會。

中國政法大學在若干年前設立國際儒學院時，是以充分的理性思考為根據的。我們認為由工業文明而產生的科學主義、個人主義和權利主義無法解決全球化之后人類共同面臨的能源、生態、環境危機；而責任與和諧具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資本主義視為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新價值功能。儒學在世界范圍內被認識和接受是一種歷史必然，用儒家思想表征我們的民族傳統與精神應是最佳選擇。政法大學因學科多集中于社會科學而應增加人文學科，法科大學的學生欲學治國之道，亦應修備儒學。正因為有這些思考，所以與國際儒聯一拍即合。

我們現在的學科劃分是以西學為體例建立的，它與國學的路向恰好是相反的。西學的路向是分，我們的路向是合。如果把從合到分，再實從分到合視作中華文化和學術的發展規律的話，那么今天確是到了一個反思過細的學科劃分給人才培養和新學科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時候了。

今天我們來復興國學，其實是在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延綿不斷的獨特文明和中華民族獨有的生活方式三個層面來尋找其必然性的。這實質上是在九十余年之后重新回答新文化運動當時遺留而未作回答的問題。對此，我們應有三種關照，其一是國學有廣、中、狹三種定義。廣義的國學可以理解為中華文化，但狹義的國學，常把它定義為“國故”或通常理解為四書五經，對此我們不能忘記它在歷史上曾經被演變為封建禮教，而禮教是吃人的，也就是說，它有封建意識形態的功能。所以現在我們復興國學，對于其糟粕的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警惕。其二是還要關照到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對于今天的意義，不能因為要復興國學而否定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達到了高潮，給我們帶來了科學、民主、人權、法治、人道、理性，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們制度與精神的文明形態，而且它們恰恰是傳統國學中所缺乏的。當然，把科學奉為一種主義，形成唯科技論，其也是有害的，這是我們誤解新文化的結果。其三應當看到現代科學的趨向是分工越來越細，沒有分工，就沒有現代科學。學科分工遵循的是“波羅尼亞”規律，即由門類到部門再到學科再到方向的四分法。波羅尼亞大學在十一世紀時，把全部人類知識分為“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思維科學”三部分，至十七、八世紀開始，學科分工進入第二歷史階段，尤其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洪堡精神影響到學科劃分，其趨向就是更加精細。美國則創造了若干新學科。但西方大學在人才培養上，歷來重視文理結合。學科劃分與人才培養是兩碼事。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亦即計算機時代到來之后，科技創新的爆發點又回到了學科的交叉上，學科又出現了“合”的趨勢，這種趨勢正方興未艾。其特點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需多個學科協同作戰，學科間的壁壘正被打破。所以，“合”只是一種方法，而不是學科的本質。因此，我們在設立國學學科的時候，應對以上三點作充分的關注，要審慎理性地對待這個新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