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在新的時代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新模式”，這是我們必須探討的問題。未來新模式的基調是什么？我提出一個看法：“中國面臨著第三波轉型”。第三波轉型轉到哪里？我研究的結論是，新模式的關鍵詞是“復興與融合”。

中國的現代史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過去我們有過兩次轉型。第一次是社會制度轉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新中國成立是個標志，可以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認為，“站”是站起來了，但還有個怎么站和站好的問題。雖然，《共同綱領》是個閃光的綱領，里面提到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但是非常之可惜，我們并沒有認真地執行。我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對中國來說只是歷史上的一顆“流星”，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一顆“流星”，很快就劃過了。這里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第二次轉型是1978年開始的。我將它定位為“經濟體制轉型”。目前，新的體制框架雛形已經建立，但是第二波轉型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現在還在攻堅過程中。遲福林教授有一個觀點是中國還需要“第二次改革”，我的基調和他不謀而合。

現在的問題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認為應該著眼于新的時代來研究中國下一波的轉型，也就是第三波轉型。我的定位是“國家整體發展模式”的轉型，就是全方位、綜合的發展轉型。我是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的。

第三波轉型由哪里轉到哪里？

第一，從邊緣轉向前沿，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種期待。我認為，在當代世界經濟格局中，貨幣格局是最重要的格局。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卻沒有獲得相匹配的地位，這種被“邊緣化”的格局能維持下去嗎？這是一個由邊緣向前沿轉移的實例。尤其在國際規則和制度制訂方面，我們被“邊緣化”的問題更值得深思。思路一旦打開，從邊緣轉向前沿的內容很多。

第二，是由隔閡轉向融合，這是世界和諧的一種期待。世界文明是具有多樣性的，而且多樣性是非常之難得的，但有“隔閡” ，我主張由隔閡轉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