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盡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價值問題上卻是不同的，因為新自由主義只是一種實證分析，不涉及價值判斷。但格雷卻指出，如果“自發秩序”是一個“不含價值標準”的概念，那么社會領域中的“自發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益的。從這一點來看，黑社會組織和市場都可以是“自發秩序”。如果“自發社會秩序”不是一個包含道德評判的概念，那么它與自由社會理論就沒有必然的聯系。可見，以科學形式精心包裝了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不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經濟上的運用，而絕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當代復歸。

從理論根源上看，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讓世界弱國放松警惕、國門洞開，為金融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投機掠奪提供了理論煙幕，導致世界財富占有的進一步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的嚴重不足；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美國和世界范圍的教條主義宣傳，使得人們對市場機制產生了迷信式的盲從，過度放松監管和過度開放金融領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而以新保守主義為旗號，對伊拉克等國的侵略行為，最終暴露了這種思潮不過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私利。

四、金融壟斷帝國主義：危機的經濟形態與歷史意義

世界經濟危機之所以沒有超出馬克思的解釋邏輯，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并沒有超越馬克思的時代，即資本統治世界的時代。但它又呈現出一些與馬克思、列寧時期的危機不同的特征，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再單純是資本主義時代，而且是金融壟斷帝國主義時代。危機以集中爆發的形式標志著這種時代特征的最終完成。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揭示了20世紀與19世紀的不同，它包括三個基本元素：金融資本統治工業資本、資本輸出代替商品輸出、私人壟斷發展為國家壟斷。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時代特征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相應地體現在：金融資本的統治由國內發展到世界范圍，這使得金融資本成為世界經濟權的主導；基于資本輸出的債務轉嫁和游資洗劫成為首要的掠奪方式；在債務轉嫁和游資掠奪過程中，霸權國家越來越成為金融大鱷操控的工具。如果說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核心內容是資本輸出，那么今天的資本輸出僅僅是一個基礎，最殘酷和瘋狂的掠奪方式——金融掠奪，成為當今帝國主義的最本質特征。這一特征主要由下述四個要素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