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中國模式”概念，當時是出于什么背景和考慮？

我也算是“中國模式”論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原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Ramo）發表了“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一文，我立刻對此做出了反應，并邀請雷默先生等一起召開了國內首個專門研討“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國際學術會議，出版了專題文集。雖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識”可能更容易吸引人們的眼球，因為它與早已聲名遠揚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但我并不贊同這一提法，我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不過，雷默先生關于“北京共識”的文章，引發了海外輿論界和學術界對“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的熱烈討論。國外的一些政治家在看到中國經濟成功的同時，也在思考導致中國經濟成功的制度因素。我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既不同于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

記者：您能不能詳細闡述一下中國模式的要素和特征？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分析或概括“中國模式”。從基本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來看，“中國模式”的要素是：

1）在所有制方面，中國既不推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也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同時，中國放棄了傳統的指令性計劃經濟，而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2）在政治上，中國堅持共產黨的一黨領導沒有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但又不是簡單的一黨政治，而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

3）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又允許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與社會思潮的多元處于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