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法學界有學者認為，如果物權沒有了絕對性那就失去了自由，就不能抵抗公權力的侵害。實際上，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一定條件、一定限度內的自由，單純強調某一個方面或者一個主體的絕對自由，必然會影響甚而損害其他方面、其他主體的自由。同樣，物權也是相對的，它也是有條件的自由的權利。相對性是物權的必然屬性。

物權相對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法的內容是由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所以，社會經濟的變遷決定了法律意識的變遷。羅馬法時期的經濟條件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條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簡單的商品經濟、都處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社會發展階段、都需要自由競爭的社會條件，所以，羅馬法的所有權概念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個人主義精神是相契合的，它不僅深得19世紀注釋法學家的推崇，也被《法國民法典》所采納。《德國民法典》也基本采用這一概念。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羅馬法實際上并沒有在理論上出現現代意義上的物權絕對主義，也沒有在立法上確立物權絕對的原則。自由資本主義僅是借助了羅馬法中的私人所有權萌芽時期對這種權利進行保護的相關精神而已。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特別是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隨著資本社會化、管理社會化以及分配社會化的發展變化，社會的經濟條件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已經大不一樣，個人所有權的絕對性受到了各種限制，所有權的個人絕對性被不斷削弱，個人所有權的社會屬性不斷被加強，所有權的相對性特征不斷被凸顯出來，人們對物權的追求便從“絕對主義”向“相對主義”轉變。

物權相對性是“社會本位”的客觀要求

民法社會本位主張私人權利、意思自由須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大局，它對所有權神圣、抽象人格等民法制度進行了修正。以對契約自由的限制、絕對所有權的相對化、抽象人格的具體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化”，使民法本位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躍進。社會本位的觀點認為，權利人在享有行使民事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相對應的義務，甚而將民事權利等同于義務，否定主觀法權的存在，認為人們之所以享有權利，只是因為“人”是社會整體的一個構成部分，“人”享有權利是社會要求它以其享有的權利適當履行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義務。民法社會本位是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社會化大生產以及社會生產要素擴大化的必然結果。如果說物權效力絕對性是個人本位法律觀的表現的話，那么物權效力相對性便是社會本位法律觀的體現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