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有“綠色”傳統，有比較發達的“綠黨”和“綠色”NGO，有起步較早和形成規模的“綠色”產業。出于政治和經濟原因，歐盟抓住“綠色”大旗，乘《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之間，提出以“減排”為核心的應對氣候變化措施。歐盟率先提出“減排”目標：到2020年相比1990年將減排20%-30%，以此顯示其在氣候問題上的“領導作用”，并向其他國家施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尚處在工業化過程中，無法承擔同發達國家同等的責任。因此，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并要求發達國家在資金和技術方面支持。美國奧巴馬政府改變布什政府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立場，承諾2020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17%（為1990年的4%左右），美歐在減排目標上差距仍很大。同時其他大國也紛紛提出具體減排目標。中國首次提出減排目標，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單位碳排放”不等同“總體排放”）。中國正采取相應措施變壓力為動力，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化結構優化升級。中國將以此為目標，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四、金融危機的發生同世界經濟全球化既有關聯又有區別

美國次貸危機本是影響有限的局部性問題，能如此迅速地發展為全球金融危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后果。金融危機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造成全球經濟不均衡、不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性金融投機的負面作用的突出表現。

但我們對經濟全球化不能由于發生金融危機而加以全面否定。經濟全球化依然具有兩面性，而且積極面是主要的。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的結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推動了生產力發展的，為世界創造了財富。危機之前，世界經濟在全球化推動下，有連續6年的前所未有的增長。不僅發達國家得到好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得到了好處。新興經濟體就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順應世界潮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維護自身的經濟權益和經濟主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有了很大加強。全球化使各國之間經濟依存度增加，提供了共同克服危機的客觀需要和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