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中國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減排40%-45%的目標，其他國家也陸續公布各自的減排目標。兩位對此作何評價？

斯特朗：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減排問題上很有行動力，中國做出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減排40%-45%的目標，這需要很大的決心，也需要不懈的努力，中國的減排行動將對世界各國產生積極影響。中國已經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危害性，越來越頻繁的洪澇災害、干旱還有極端天氣都給農業生產造成巨大影響。中國已經意識到，解決自己的問題同時也是在解決世界的問題。至于其他國家，也已經意識到要減排并且有所行動，但是現在看來減排力度還很不夠。

楊志：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中，沒有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提出節能減排的任務，不要說硬性指標，就是軟性指標也沒有。中國是從自愿減排承擔義務的角度提出了這樣一個目標。需要注意的是，這不僅是中國首次公布關于二氧化碳的減排目標，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可統計、可監測、可考核”的減排指標。因此，這就形成了行動方案，而不僅僅是個“話語權”的問題了。對別的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來說，《京都議定書》把1990年定為減排基準。但是包括歐盟在內，計算下來不僅沒有實現減排承諾，反而排放有所增長。

柳田：斯特朗先生曾經說過，“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同出一源”，怎么理解？

斯特朗：因為是經濟活動影響了環境，才引起氣候變化。從根子上講，氣候變化與國際金融危機都來源于目前經濟系統的不可持續的特性。環境和經濟是相互作用的，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低碳經濟，就會對改變氣候有所幫助。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以及科學發展觀的觀點，提倡讓環境和經濟和諧發展。這種應對思路和觀念都很新，很有建設性。在環境治理問題上，除了轉變經濟發展結構，比較難的還有怎么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我認為人們有能力把二氧化碳控制在較低水平，同時還能過不錯的生活，這就需要我們將經濟與生態結合起來考慮。

楊志：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實際上都是基于一種生產方式，即盲目、唯一地去追求經濟效益，實際是為了資本增殖而罔顧其他的生產方式。也就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說的，“只要金條，而不要地球、不要人類生活環境”的生產方式和價值觀。現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經濟發展和環境發展同樣重要，一個都不能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