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當代中國城鄉社會空間關系處于分異時期，具備七大特征。這些特征與王振亮概括的城鄉空間融合標準嚴重背離。在筆者看來，造成上述背離的原因主要有：要素的不平等流動；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國鄉村的弱勢地位。因此，有必要在理論上梳理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空間理論，在實踐上促進社會空間理論在城鄉關系上的應用。

對于社會空間的學術界定主要有4大視角：社會學、哲學、地理學、馬克思主義。而筆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研究視角下，社會空間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維度，人類行為的構成要素，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其相關的考慮乃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其研究核心是空間形式和作為其內在機制的社會過程之間的關系。

正如福柯所言：“當今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確信，我們處在這么一刻，特定意識形態的沖突推動了當前時間虔誠繼承者與被空間決定之居民的兩極化對峙。在以往空間想象缺失的背景下，在分析時間、空間、社會存在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時需要突出強調空間化的理論視域。”[2] “空間研究”正在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的視角、一種新的理論轉向、一種新的敘事或有效理解當代社會的范式，從米歇爾？福柯的“異托邦”到戴維？哈維的“時空壓縮”，從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愛德華？蘇賈的“第三空間”、到詹姆遜的“后現代空間理論”，“空間”已經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當代西方批判理論的闡述視野。因此，對于空間的認識論探討和價值論提升必然成為當代任何一種理論體系建構自身話語權的重要砝碼，這也是當代極具影響力和解釋力的社會理論流派都會對“空間研究”有所涉足的原因所在。伴隨著西方社會科學的這種空間轉向，對馬克思空間思想的研究開始升溫。在社會理論的空間化轉向中，馬克思主義既不能“缺場”，更不能“怯場”，而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重新“回到馬克思”。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中“明確地關注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如何產生了工業城鎮極其迅速的增長。分析了資本主義積累是怎樣建立在時間對空間的消除基礎上， 而這又如何進一步產生了農業、工業和人口方面在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令人驚奇的轉型。”同時， 恩格斯還通過曼徹斯特工人社區的個案研究， 揭露了經濟體制破壞和摧毀人類居住地點的過程。雖然限于各種條件的制約， 馬恩的社會空間理論遠未充分展開， 但其現有理論所表現出來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觀點成為無數重要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源泉。”以至于當代西方城市研究者不得不承認“雖然馬克思本人實際上沒有撰寫過任何關于城市的著作。但他卻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城市研究。”首先，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宏觀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生背景下社會空間發生變革的必然性。這種空間改變的內在邏輯也可表述為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 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 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可見， 對于馬克思來說， 現代性實際上是有強制性空間擴張趨勢的資本主義的同義語， 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也就是其占有空間、重組空間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