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道路，特別是這30年發展的道路進行了廣泛的評論。最初是中國問題專家庫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經過多年的觀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謂“北京共識”，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其中，創新和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不求統一標準。

此后有許多評論包括雷默把“北京共識”視為“中國模式”，進而出現了從不同角度定義和評論“中國模式”的文章和專著。這些作者對“中國模式”的解釋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評論也相差甚大，許多相當客觀，但其中也有頗為“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提出警惕“中國模式”的輸出。其實，“北京共識”一詞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國模式”一詞也不是中國提出的。

因為 “模式”一詞含有示范、樣本的涵義，但是中國并無此示范之意。所以，我們用“中國模式”這個詞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傾向于以“中國案例”替代“中國模式”。它應該是中國60年以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理念、政策、實踐、成果和存在的問題的概括。要強調的是這個模式或案例處于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

我認為“中國案例”最簡單的描述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它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1.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2.堅持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市場經濟和進行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

3.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負責地管理國內事務和恰當地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4.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遵循國際規則；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逐步地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有西方的評論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那時英國是海上霸主。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美國是軍事和經濟霸主。而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像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或其他形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從中國“和諧”為核心的文化，從中國的促進世界和諧的政策，以及從中國國力和民心看，在21世紀出現“中國霸權”只是一種憑空想象，而絕非可能發生的事實。再從世界發展的多極化方向看，也不存在產生新的霸權國家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