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近日因為選舉而引發的政治屠殺事件震驚了世界。其實從1986年至今，菲律賓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我2005年訪問菲律賓時曾問過不少當地人：為什么菲律賓政治中有這么多謀殺？一位對菲律賓政治頗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

菲律賓在很長時間內都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制度幾乎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憲政民主，但一個世紀下來菲律賓政治卻始終掌握在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手中，這次屠殺的背后也是政治家族之間的廝殺。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于日本的經濟強國，但美式民主并沒有帶來人民期待的繁榮和富裕，而是動蕩和貧瘠，國運也迅速由盛變衰。

亞洲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先后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但從過去數十年的情況來看，這些民主政體的品質普遍不佳，出現了社會分裂、貪污盛行、經濟滑坡等西方民主在第三世界的綜合癥狀。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是政府效率低下、貪污腐敗驚人、消除貧困乏力。甚至連經濟起飛后才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南韓和臺灣地區，也是貪腐嚴重，社會分裂，政治惡斗不斷，經濟發展不順。從西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角度來看，民主品質不佳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缺乏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等于形同虛設。”而亞洲社會普遍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二是“公民文化”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其特點是理性與寬容。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搞民粹主義，結果使人民的整體利益受損。

我們自然應該加強司法獨立的建設，推動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的發展，但我們也要考慮亞洲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么亞洲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

鑒于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世界不存在所有民族都必須照搬的單一的民主模式，而西方政治制度本身也是自己歷史長期演變的結果，至今還存有大量的問題，改革也任重道遠，否則怎么會有美國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冰島的破產。 總之，在民主建設匯中，我們需考慮另辟蹊徑。我們也許可以遵循這么一個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已經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民主的內容出發來探索民主程序和形式。西方把“形式民主”看得高于“實質民主”，這是對民主的異化。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特別是體現人民的意愿，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和創造，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

我們應該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新體制框架。我們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雖有不足，但其總體效果明顯好于盲目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國家。政治上也一樣，我們最終也會探索出一種源于自己文化的，同時又汲取百家之長、品質上超越西方的新型民主制度。

（原載2009年11月30日《環球時報》）